“文革”目标之三：政治体制改革

——《“文革”阴与阳》之六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6年2月，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针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提出了一个“二月提纲”——《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在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提出修改意见后，报送在杭州的毛泽东。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通知稿初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时，毛泽东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通知稿初稿进行修改。

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决定停止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新的文化革命小组于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成员有：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

成员：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等。

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

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

文化革命小组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4号楼。

小组成立伊始，没有人特别重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文革小组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它没有办公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

到6月下旬，江青从上海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支持“造反派”，直接去看大字报，不要让原来的机构控制运动。这样，陈伯达、康生等才比较重视小组的工作。

作为参谋秘书机构，文革小组一方面向毛泽东反映文化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方面负责重要文件、报刊社论的起草，并支持造反派斗争老干部。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它与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

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连续几天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康生、陈伯达都提出不派或撤出工作组，但被中央一线领导否决。陈伯达报告了在上海的江青。江青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后，指出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提出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名义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参加起草。

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分别参加各组活动，还得到毛泽东、林彪的高度赞扬。毛泽东说：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各级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11月，中央发出《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部署，把运动扩展到工厂和农村，中央文革小组的下级机构的权力随之延伸到基层。

1967年1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发去贺电，肯定上海夺权。这是第一次把中央下属的一个机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文，使之一跃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就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

中央文革小组在夺权的浪潮下，夺了中央书记处的权。毛泽东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由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在怀仁堂会议上批评文革小组并置疑“文化大革命”，即所谓“二月逆流”。在1967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等人进行批判。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代替。

与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变化相联系，它的组织机构也得到充实，其办公室改成办事组并有所健全，还相继成立了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档案组等职能机构，充实了记者站。

但是，在文革小组不断发展的同时，1966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这些文革小组成员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继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

而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发展，1967年3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一篇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为好。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革命委员会”这种临时权力机构，不仅要推广到各地方，而且要推广到全国一切单位。

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1968年9月，各地的夺权全部结束，地方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全部建立起来。于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1969年3月，在讨论九大文件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因此，九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所以要重建党的组织，把各项工作转入正轨，中央文革小组因此被取消。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却作为各级领导机构保留下来。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各级领导机构（即“革命委员会”）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这使原有的干群兵的“三结合”有了新的内容。

从以上的“文革”发展脉络来看，毛泽东想通过“文革”给他身后的世界留下的有固定形态的东西，其实就只有一个，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在“文革”中呼风唤雨，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组”，只不过是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临时使用的一个工具性机构，在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完成之后，这个工具性机构就被弃之如敝履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气力，不惜全国动乱，来打碎旧的政权体制，建立一个“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新型体制，来掌握各级的地方政权呢？这个新体制与旧体制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发生过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革命。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要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要政权。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领导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争取了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

那么，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争取了民主之后，又怎么样呢？毛泽东发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之下，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享受到什么民主，没有享受到民主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反倒是政权内的官僚腐败，使现在的干群关系相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发生了严重的倒退。

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特别严格。在他的身边工作久了的人，一旦离开，几乎个个都像刚毕业的学生一样天真纯洁，毫无社会经验。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无不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碰壁，有的甚至碰得头破血流。

他的一位机要秘书，到了社会上，碰到地方上借着拥军活动，搞大吃大喝。而这个地区是个贫困老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很苦。他马上对大吃大喝提出严厉批评。结果，他被说成是反对人民解放军，下放基层去“改造思想”去了。

一名卫士离开毛泽东后，到公安系统工作，也是因为对以权谋私和大吃大喝提意见，被穿了小鞋，从机关下放到基层劳改队去工作。

劳改队里有名“犯人”是大学里的高才生，对中苏论战有个人的看法，被判了刑。“犯人”在改造中声明转变了观点，认识了错误，却不但没有减刑，反而加了刑。这名卫士站出来抱不平，结果自己也成了批斗对象。他带着百思不解的痛苦，求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走上社会后所见到的种种社会阴暗面。

毛泽东听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坚持信仰，坚持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呵！”

后来，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派调查组，查明那名卫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但是，处理起来却很难。

直到毛泽东亲笔批示，那名大学生才恢复学业。而在生活上搞特殊化的领导人，只是换了一个单位，不但没有罢官，反而升官了。

倒是毛泽东的这名前卫士，在原单位得罪了一批人，再也呆不住，不得不再次求见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帮助他，把他调到其他单位工作。

其实，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上社会后给他的那些反馈外，毛泽东自己也亲自遇到过有的高级干部，要官、要级别，达不到目的就上蹿下跳，寻死觅活地闹情绪的事情。

他也亲自下令处决过象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高级别腐化堕落官员，也发动过象“三反”、“四清”那样的反腐、反官僚运动，他也反复告诫过他的同志们：要保持过去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股拼命精神。

但是，他的那些努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毛泽东的行动告诉我们，他考虑到了体制的问题。他认为是一如既往的政治体制，不符合新的历史形式，所以必须改革。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政治体制，是在战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体制。这个体制，适应于战争环境，适应于共产党处于非执政地位的环境。而在和平的环境下，在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环境下，它滋生官僚、滋生腐败，那是必然的。

因为战争的环境，因为非执政地位的环境，使共产党模块与群众模块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环境下，都能在主观上自觉地维护两个模块之间的团结。

而同样是因为战争的环境，因为非执政地位的环境，使共产党组织及其军队与群众之间，在客观上不得不拉开距离，形成两个模块。而所谓的民主，只能是共产党模块内的民主。在共产党的模块外，针对群众模块，就只能是尊重，只能是教育，甚至于只能是妥协而已。群众模块只能通过共产党派出的部分工作人员，有时甚至是地下工作者，被动地接受共产党的教育、领导，很难真正地参与到共产党模块内的民主决策中来。群众只能提意见，很难有决策。

然而，到了和平环境后，到了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之后，因为有了政权的保障，群众模块的支持就不再是共产党模块的迫切需要了。

又因为没有时时刻刻的生死存亡的威胁，共产党模块与群众模块之间的关系，就不再那么紧密了。共产党模块中的干部们就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可以自由地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了。而与此同时，又因为群众模块处在受“教育”的地位，本来就没有切实的参与决策的权力，那么，部分群众的意见，在干部们放松、舒展的情绪下，就只能是异见了。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工作组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这个矛盾的集中反映。

实际上，向党的力量薄弱的地方派驻工作组，是战争年代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因为其行之有效和立竿见影，所以，这个工作方法就作为经验，作为传统，一直保留着。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哪个地方有了状况，就向那里派驻工作组。即使没有问题，没有状况，也要派工作组，去调查研究、考察总结。但是，在“文革”前期，“老干部碰到了新问题”：共产党模块派去的工作组在群众模块中吃不开了，受到了群众模块中的一些人强烈的抵制，甚至还受到了他们的驱赶。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工作组代表的是共产党模块，还有政府模块，而造反派代表的是群众模块。共产党模块和政府模块的代表要执行党和政府的意志，对群众模块实行“教育”。“教育”不过来的，那肯定就是反革命，就肯定要对其实行“专政”。因为现在环境轻松了，没有共产党必须迁就“落后群众”这回事了，更没有对“反革命”进行妥协这回事了。

可是，这些造反的人真的是“反革命”吗？毛泽东不相信。毛泽东相信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群众代表。所以，他支持群众造反，反对向下面派驻工作组。这实际上也是他试图打破旧的政治体制，改变干群关系，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第一步。

为了纯洁干部队伍，坚持群众路线，必须改变体制，必须进行干部、群众、解放军的“三结合”。

这个“三结合”的体制，是一个理想的体制。在这个理想的体制中，干部能够发挥他们的工作特长，群众能够保证他们参政的权利，解放军能够了解干部群众的意志，为无产阶级专政保驾护航。

当然，为了让群众代表能够始终如一地代表群众，这些群众代表也必须保留群众的本色。所以，尽管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的工资和粮票仍然是从她的原单位西北国棉一厂领取，每月67．2元的工资不变。农民身份的邢燕子以农代干，当市委书记补助60元，30元交生产队，另外30元外出开会交饭钱。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而后来的老中青“三结合”，则是考虑到了人的生老病死这个客观上的自然规律，也考虑到了主观上的老干部容易守旧，新干部容易创新的这个特点吧？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就是一个不断运动，不断斗争的思想。这个思想，分明是把老干部当成了废料，把新干部当成了新鲜血液。他概括出无产阶级政权内部的斗争，就是新老交替的斗争。

那么，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毛泽东创建的这个新的体制，新的斗争模式，在实践的检验中又是怎样的呢？

从老中青的角度讲，邓小平是老、李德生是中、王洪文是青，可是，最后的结果，中的、青的，都不如老的，都被老的斗倒了。姜还是老的辣啊。

从干部、群众、解放军的角度讲，陈永贵，吴桂贤无疑是群众代表。可是，吴桂贤这个代表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基本上弃了权的，她没有代表群众发表过自己的观点。陈永贵倒是有一些群众代表的气概。可是，他又不是邓小平的对手。面对邓小平否定“文革”的举动，他是雄赳赳地前去，灰溜溜地回来。

这些事实反映的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官，是一个行当；种田，也是一个行当；开机器，也是一个行当。邓小平会当官，陈永贵会种田。吴桂贤会开织布机。叫邓小平去种田，他肯定要说：老陈，我甘拜下风，你是我师傅。叫陈永贵去当官，和邓小平斗，那不是癞蛤蟆塞床脚——挨命吗？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的历史中就曾犯过。向忠发不就是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早期的工人代表吗？可是，他代表了工人阶级的什么？他代表的是工人阶级意志不坚定的一面；代表的是工人阶级没有干革命的能力的一面；代表的是工人阶级自甘堕落的一面。

第二，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了领导阶层与群众之间的模块化联系，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个模块化联系背后的对立统一规律，没有认识到对立统一规律背后的价值交换原则。他不是想办法深化、细化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模块化联系，不是想办法深化、细化这个价值交换原则，而是试图打破这个模块壁垒，试图否定价值交换原则，让群众直接掌握权力，让群众直接和干部作斗争。可是，如果群众能够直接掌握权力，那还要干部做什么？

毛泽东的这个错误，实际上就是一种弱小阶级所特有的幼稚病和急性病，是主观忽视客观的反映。

战争年代共产党人能够走群众路线，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是因为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人除了群众的支持之外，一无所有，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群众就一刻也活不下去，是因为他们从自身的困境中看到了群众的价值。由于群众的价值非常之大，所以，除了拿出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外，他们还必须对群众进行迁就和忍让。因为，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精神价值，对人民群众迁就和忍让则是他们的现实价值，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群众并不能理解，所以，这个价值不能马上转化成利益，而他们对群众的迁就和忍让，则能够感动群众，能够马上让他们得到他们迫切的急需。他们必须以这种能够迅速转换成利益的价值，去和人民群众进行交换。

而当他们掌握了政权之后，在一定的时间里，离开了群众，他们能够照样活得好好的。也就是说，群众的价值相对降低了。所以，他们再也不需要迁就了，再也不需要忍让了，他们不需要付出这些额外的价值。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不需要付出这些额外的价值，所以，他们就要舒展筋骨，就要伸展出自己的个性，从而就滋生出了官僚，滋生出了腐败。

所以，要想坚持群众路线，就必须让群众继续保持原有的价值，让这些官僚继续离开了群众就一刻也活不下去。

那么，要把政权丢掉重新开始吗？

当然不是。而是要把干部模块和群众模块深化、细化，让群众的价值通过深化、细化的模块，展现在这些官僚们的面前。

其实，就工作性质来说，党政干部远离具体事务，是靠理性思维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为群众模块传道授业、指点迷津；行政干部面对具体事务，是靠感性思维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目标是实现群众模块所指定的任务。党政干部是为信仰而奋斗，行政干部是为业绩而辛劳。他们的社会功能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模块化的分工也是很明显的。而他们又同时从不同的方面面对群众模块。

而在群众模块中，群众代表一旦具备代表身份，他们就不再是群众，而是一个新的职业部落，一个新的社会模块。这个社会模块以代表群众去与干部模块打交道为职业，以为群众主张权利、代表群众行使监督权力为自己的价值，从而通过这个价值去向群众交换自己的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有精神上的，更有物质上的。由于群众代表是直接面对群众的，所以，他们与群众的价值交换也是直接的，不必假他人之手。也就是说，他们要直接从群众那里获取自己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获取自己的荣誉和金钱。就像是律师从他的当事人那里获取感谢和酬劳一样。但是，群众代表与律师又有所不同。律师与他的当事人是一对一的服务，而群众代表与群众是模块对模块的服务。所以，不可能是群众个人把钱交到代表个人的手中，你服务一次我就交一次。而是群众以个人的意愿向自己所认可的代表群众的模块进行捐赠。通过直接的捐赠，使这些代表群众的模块的命运掌握在群众的手中。我们认可你，你就活；我们不认可你，你就死。当然，群众代表的模块也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是，我想活，我就努力地让我的群众认可我；我想死，我就做些让我的群众所痛恨的事。

毛泽东的让群众分子直接当干部的方法，无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无视价值交换的普遍原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的一方面给干部们开工资，一方面又同工不同酬，知识干部拿得多，工农干部拿得少的分配方法，也是不符合逻辑的，是有可能造成工农干部的逆反情绪，从而从反面破坏他的这个制度设计的。

第三，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很多让他受益匪浅的东西，却也因为马克思主义而使自己身上的戾气更加浓重。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认识到了事物的量变与质变，认识到了经济活动中的价值交换。可是，马克思主义终究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激烈交锋，社会正处于一种质变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她就以社会质变阶段的情形，以无产阶级在社会质变阶段的处事原则，来推论社会的普遍情形，推论无产阶级的普遍的处事原则。这是绝对错误的，是忽视了她自己发现的量变情形与质变情形绝不相同的这个规律的。

由于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反抗阶级，是需要内部团结外部斗争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就以斗争的哲学来向外看，而以一大二公的哲学向内看。

必须承认，在一个质变的社会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哲学是绝对的真理，是无产阶级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在一个量变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两个哲学，就很让人伤感了。

我们知道，水在0℃以下为固态，上升到0℃以上是液态，而到100℃以上就成为气态。那么，这固态、液态、气态的内在根据是什么？

环境越紧，内部的团结就越紧；环境越松，内部的团结就越松。

那么，这团结的紧与松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就是价值交换的层次不同。环境越紧，价值交换的层次就越深，双方付出和得到的就越多，就是无你无我、“一大二公”；环境越松，价值交换的层次就越浅，双方付出和得到的就越少，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实际上，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价值交换的关系，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还是价值交换的关系。只不过是交换的深浅不同而已。可是，毛泽东习惯了那种环境紧张的深层次的交换，而不习惯环境轻松的浅层次的交换；同时，他也习惯了环境紧张的对外的斗争哲学，而不习惯环境轻松的对外的松懈和团结。所以，他就把追求浅层次交换的行为当成了思想不纯，当成了共产党的变质，当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就要进行斗争。这实际上是为渊驱鱼，把本来不官僚的人推向官僚，把本来不腐败的人推向腐败。

其实，作为社会的灵魂，各个党派必须活在自己的价值观念之中，必须要有信仰，这是人类社会赖以前进的精神动力。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就是劳动和享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交换。和自己的父母，和自己朋友，和自己的顾客，和自己的老板，甚至和自己的敌人，进行价值交换。

精神和物质，是人的两个方面，也是人类社会的两个方面。人类社会，要有人去代表她追求精神，也要有人去代表她追求物质。

人类社会其实和蜜蜂社会没有什么分别。蜜蜂社会是分工合作的，人类社会也是分工合作的。只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蜜蜂社会的发展变化要快。

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越来越细。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越来越细的变化，从而适时地确定这个变化中的各个社会模块的性质和定位，理清各个社会模块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平稳、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