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目标之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阴与阳之四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里说：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段话，我们对其通俗的理解就是：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会在时机成熟时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们，就为他们制造思想舆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目标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现这个中心目标，必须尽快实现夺取制造思想舆论的文化阵地和清洗干部队伍，整顿党、政、军及各界组织这两个基本目标。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目标——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林木盗窃问题”：在德国西部，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地，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原来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砍柴、放牧。可是后来，一些贵族地主把这大片的森林和草地霸占了，不许居民们靠近一步。不少居民想到山林中去拾些柴草，却被认为是“盗窃”。广大居民不满，德国议会不得不认真审议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审议结果是：居民们的行为确为盗窃！如果再持续下去，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19世纪20年代，在法国里昂城的中心，可以看到整洁的大街、林立的店铺和穿戴讲究的行人。可是在工业区，情形就完全不同。这里街道狭窄，遍地垃圾，街道两旁密布着低矮破旧的作坊。在作坊里干活的都是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纺织工人，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一天要干15到16个小时的活，挣到的钱只能买1磅面包；下工以后，还要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到郊区的住地。那里的房子破旧不堪，难避风雨。还有不少工人连这样的房子也没有，只好露宿街头，或者睡在机器下面。这样的生活把工人们逼得走投无路，他们开始了反抗。

1831年10月，工人代表提出了工资标准草案，要和资本家一起开会讨论。可是，资本家们根本不打算接受工人的要求，他们想方设法地讨价还价。

正在双方激烈争论的时候，6000名纺织工人停止了工作，来到省政府门前示威。他们高唱着战歌《马赛曲》。

资本家们一听，顿时着了慌。几个大商人凑到一起商量对策，决定先来个缓兵之计。

工资标准协议被通过了。胜利的消息一传出，整个里昂的工人区立刻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然而，资本家们随后派人向内阁总理告状，反对工资标准协议。政府立即根据制造商的要求否决了这项协议，还准备用武力镇压工人。将军罗盖公开叫嚷：“如果工人敢于起来，那就叫他们的肚皮开花。”

制造商们因此马上就撕毁了协议。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了剥削阶级的专政给剥削阶级带来的好处；也说明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夺取政权，为什么要实行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作为一种为本阶级牟利的工具，各个阶级的专政，都要有她的思想基础，都要有她的逻辑和理由，以便维持这个专政的合理存在。

资产阶级专政的理由就是“天赋人权、生来自由、权力民主”。也就是尊重个体、保护私权，谁有本事谁发财。就是自由主义、自然主义。

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她尊重客观规律啊。可是，仔细分析，这其实是豺狼虎豹的理由。只有豺狼虎豹这些天生的自由者，自主者，强势者，才喜欢自由，喜欢民主，喜欢天赋。而象猪马牛羊这些天生的不自由者，不自主者，弱势者，她们喜欢“自由”吗、喜欢“民主”吗？喜欢“天赋”吗？老天赋予她们的，就是倍受欺凌、任人宰割的命运；她们一“自由”，就要落单，就险象环生；她们一“民主”，就会孤独，就无依无靠。所以，她们不喜欢“自由”，不喜欢“民主”，不喜欢“天赋”，而喜欢集体行动，喜欢大家一起走，喜欢反抗命运。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就是“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战天斗地、与命运抗争。也就是阶级斗争、人定胜天、共产主义。就是大公无私。

人有人言，鸟有鸟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处境，其世界观与价值观，就是不同啊。

可是，这共产主义、大公无私，听起来叫人热乎乎的，她果真做得到、行得通吗？

一个小孩子，你给她一件东西，她接受了。而你再向她要回来，她就不干了。因为，这件东西已经是她的了。

而且，只有她不干，大人们才喜欢；若是她干了，大人们反倒觉得她老实，长大以后定是个草包。

其实，人首先是客观的、自然的，然后才是主观的、自律的。自私，是人性的本能，是人类的惯性。

任何事物一旦在内外条件的作用下产生，就同时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持的能力。这种自我保持的能力，就是事物的惯性。就人类而言，这种惯性，就叫做自私。

而在环境的压迫下，人们为了自我保持，就要互相联合，互相帮助，以共同应对环境的压迫。这就又要他们克制自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我保持，以维护大家的共同保持。这就又是人类的智慧了。

然而，克制自私，到大公无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我，到完全迷失自我。这还是人类的智慧吗？不，这是人类精神的扭曲。

黄继光堵机枪，董存瑞炸碉堡，那是在极端条件下为了维护大我而牺牲小我，是在个体保持伤及到整体保持之特殊情况下的精神升华。

但是，在一般条件下，在大我与小我能够共同存在的条件下，为什么要大公无私呢，为什么要伤害小我呢？伤害小我，就能有利于大我吗？没有小我的保持，哪来大我的保持啊？

其实，人类历史上还真有过原始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她被奴隶社会取代了。

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生产能力极其低下，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产生的。生产能力稍有提高，最低消费稍有剩余，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就产生了，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被消灭了。

这其中固然有自私的本能在作怪，却也有鼓励能者多劳，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智慧存在啊。

自私与私有制，虽然于社会分配不平衡、不公平，可是，于发展生产还是有益的。只有生产发展了，才会有分配的发展。

就社会效果而言，奴隶社会的分配好于原始社会的分配；封建社会的分配好于奴隶社会的分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好于封建社会的分配。这里面有弱势者反抗的因素。但是，如果生产不发展，特别是生产水平、生产方式不发展，社会财富不增加，反抗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还是生产发展的好啊。

由生产的发展决定分配的发展，我们再来看“文革”。

列宁在概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业合作化以前小商品生产的特点时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还说：“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

实际上，“文革”之前的中国，就正是面临着这样的状态。所以，为了挖掉这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就要大搞农业合作化，就要大搞人民公社。

客观上来说，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使得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能够发展个人、家庭所无力发展的生产工具，能够集思广益提高大家的生产技术。可是，她也造成大公无私，造成精神上的扭曲，造成责任心的丧失，造成独断专行、长官意志，从而导致三年大饥荒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就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本主义黑货”开辟了通道，打开了市场。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激烈冲突，导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争执的，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然，其中也有个本能与智慧纠结的问题，即反对资本主义的本能，与利用资本主义的智慧相纠结的问题。

虽然“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虽然“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但是，小生产能发展生产，能产生效益，能挽救危局。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虽然理想不错，实践中却碰钉子，栽跟头，本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却是在损害无产阶级专政。两相比较，何不就让小生产去“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呢？毕竟政权还在我们手中，未来怎么发展，走一步，看一步吧。

可是，毛泽东却不愿意这么走一步，看一步。他的眼中，容不得半点资本主义，容不得半点自私自利。他要创新，他要走捷径。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你比我实际，但我更喜欢创造”。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生产的发展决定分配的发展。可是，并不是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就在生产的决定下动弹不得。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并不是死板的、机械的，而是灵活的、有机的。毛泽东之所以对“资本主义”那么排斥，刘少奇之所以自认为有理，却说不清、道不明，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应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内在的结构认识不清。

14－16世纪的欧洲，工场手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商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出售产品谋取利益的生产取代了自产自给的生产。这种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各大洲之间的隔离状态，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到18－19世纪，工业革命使工厂取代工场，带来了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形成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

但是，生产的巨大发展，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却使工人阶级倍受压迫、倍感屈辱。于是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最终愿望，没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分配制度却在西方发生了很大的改善。以前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和剥削人民，现在却是西方“普世价值”指责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问题了。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转变，不是由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是由于残酷的阶级斗争迫使西方资产阶级让步。虽然他们不肯放弃专政，却在分配制度上多多少少要顾及工人阶级的态度。

而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中国被西方指责“人权”，除了他们别有用心之外，我们自己的生产水平落后，导致分配不如人意，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可这并不是我们的分配制度不好，而是在落后的生产水平之下我们没有足够的可分配之物，来既保证促进生产，又保证相对的分配平衡。

这些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制度，然后才是一种分配制度。生产制度是由生产水平决定的，而分配制度则是由人决定的。人可以在生产制度之下灵活地掌握分配制度。

但是，毛泽东显然不认为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制度，然后才是一种分配制度；他显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和分配制度分开的；他显然不认为分配制度是可以灵活掌握的。这就是他拒绝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控制性地使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原因。他认为只要使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就一定会使分配制度也走向资本主义；他认为只要使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就一定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着眼的是分配制度，是以分配制度来决定生产制度。可是，生产制度依赖于生产水平、生产技术，她是生产技术的延伸，是客观性的东西；而分配制度是人为制定的，是主观性的东西。客观与主观，到底谁决定谁呢？

人类的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现在，则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原始社会会输给了奴隶社会呢？就是因为原始社会的分配制度在新的生产水平条件下不利于发展生产。为什么奴隶社会会输给了封建社会呢？就是因为奴隶社会的分配制度在新的生产水平条件下不利于发展生产。为什么封建社会会输给了资本主义社会呢？就是因为封建社会的分配制度在新的生产水平条件下不利于发展生产。

生产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唯一标准。而生产发展是以生产水平为基础的。所以，要尊重当时的生产水平，适应当时的生产水平。生产制度应该决定分配制度，分配制度应该是与生产制度相适应的。

“合作化”与“人民公社”，虽然于分配制度上令人神往，却在生产制度上超越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水平。不是落后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水平，却是同样地不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水平，同样地不利于发展生产。所以，她在分配上自然就不能达到自己所想要的结果。所以她就行不通。

农业和农村问题，还只是初级问题。因为即使是资本主义，那也是初级的资本主义。而城市与城市工业问题，则更令人紧张和忧虑。因为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战场。

与农业合作化一样，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是私营的市场经济，私营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所以，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城市工商业就要公私合营，就要消灭私营的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

那么，公与私，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联系？谁能理解市场？谁能告诉我市场的本质？谁能说明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外延？谁又能说明计划经济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笔者通过搜狗，搜索到一些关于汉字“市”的注释，复制如下：

1.（会意。金文字形，上面是“之”（往），下面是“兮”，表市场嘈杂声。本义：市场）

2.同本义[market]

市，买卖之所也。——《说文》。按，古者神农作市，或曰祝融也。

市者，货之准也。——《管子?乘马》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周礼?司市》

【唐韻】時止切

【正韻】上止切，??音恃。

【說文】買賣所之也

【風俗通】市，恃也。養贍老小，恃以不匱也。

【古史考】神農作市。

【易?繫辭】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周禮?地官】五十里有市。

【又】大市，日昃而市，百旅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註】市，雜聚之處。

【冬官?考工記】面朝后市。

【史記?平準書註】師古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曰市井。

【漢宮闕疏】長安立九市。

根据以上复制的内容，归纳一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市是一个动词，表面意思就是：到众人讲话的地方去。众人讲话是为什么？是交流信息。所以，市的本意，就是交流信息，是交流信息之所。

2）为什么交流信息呢？买也卖也，交换货物，各得其所。市取“恃”音，即有“恃”意：有了市的凭恃，赡养老小，就不缺少什么了。

3）大市在中午，是家族为主进行交换；早市在早晨，是商人为主进行交换；夕市在晚上，是小贩为主进行交换。

4）市是由神农氏或祝融氏创立的。

由此，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故事，用以形象化地说明市场的产生及其作用和本质，以及她的内涵与外延：

神农氏学会了种地，打了好多粮食，一时吃不完。可是，冬天来了，大家都还光着身子，好冷好冷。神农氏就决定将多余的粮食，拿到山里去，跟那里的部落换些兽皮，给大家做衣服。可是，他们背着粮食，好不容易进入一个山里的部落。那个部落却没有兽皮交换给他们。他们在山里转啊转啊，所带的粮食几乎快要吃完了，却还没有换到兽皮。他们打算返回自己的部落。走出山后，他们到一棵大树底下休息。却发现大树下面还有一波人。这波人是干什么的呢？神农氏上前与他们攀谈。他们竟从陶罐里掏出一把石子，要神农氏尝尝。神农氏尝了一下，哇，这是他们平常吃的咸土呢！只是，这石子比咸土要咸得多。而且，它看起来还比咸土干净得多，里面没有碜牙的泥土。吃它，就不用吃咸土了。那波人告诉他，这是盐。神农氏用粮食跟他们换了一些盐。听说他们从东面很远的地方来，就问他们有没有看到要拿兽皮换东西的。那边领头的狡黠地转了一下眼睛，说，有是有，但是那地方很远，怕是你们还没有走到，你们用来交换兽皮的粮食就被你们自己吃光了。不如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顺便给你们带一些过来吧。神农氏说，好吧，那么我们以这棵大树为标记，下次就还是在这里交换吧。到他们第二次在这里交换的时候，就碰到来自南方的祝融氏。祝融氏向他们推介自己的打火石，说用这个东西取火，比用木头取火要容易多了，并且现场向他们作了示范表演，果然是很容易取火。于是他们相互交换了东西，并且相约下次还是在这里来交换。为了从更多人手中交换到更多自己用得着的东西，神农氏干脆在树上挂了个牌子，写上交换的时间。于是，一个市场，就在这里诞生了

通过上面复制的内容，加上我们编排的故事，我们知道，市场的核心是什么？

市场的核心是信息，而不是产品，不是货物。

市场不是货物交换的平台，而是信息交换的平台。市场上聚集的不是货物，而是信息。不是由于产品有了剩余，就有了市场；而是由于信息不通畅，才有了市场。市场就是一个信息交换机。市场的本质是信息流通，而不是产品流通。

那么，如果我们要想消灭市场，又不想阻碍产品的流通，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是保证信息的通畅和直达。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产生信息直达的机制，而不需要市场这个信息交换机，市场才能够被消灭。那么，主张消灭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人们，你们的信息通畅、直达工作做得怎么样呢？你们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是否做到了信息通畅、直达呢？

以今天的信息技术水平，恐怕很难做到吧？更别谈毛泽东和刘少奇顶牛的那个时代。

其实，主张消灭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人，主要的还是憎恶和仇视市场经济中的买与卖，憎恶和仇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私”字。可是，市场上就只能有“私”吗，就不能有“公”吗？“私”也有大私与小私，“公”还有大公与小公，这里面有严格的界限吗？

市场是由神农氏创立的。神农氏是一个原始部落，他们是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他们的买卖是姓“公”还是姓“私”？

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生产制度，而不是一种分配制度。虽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是清一色的私有制经济，但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还是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信息，而公有制和私有制虽然在分配制度上不同，在价值观念上不同，但是在对信息的需求上，却是一致的。所以，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是可以在市场中发展的。

可是，我们目前面对的事实是，公有制经济竞争不过私有制经济，私有制企业快速发展，而公有制企业纷纷垮台。私有制经济严重冲击了公有制经济，导致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导致价值观念上的严重倒退，从而影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和巩固。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人们都有自私的本能，私有制能够激发人们自私的本能，能够鼓励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可是，这种鼓励的作用是有限的，她只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级，只适用于私有制企业的自我经营阶段。一旦私有制企业的发展越过了自我经营阶段，步入和公有制企业一样的委托经营阶段，私有制企业的竞争优势就马上消失。她就和公有制企业一样，也面临着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面临着官僚腐败的问题，面临着以管理制度的改进来提高生产效益的问题。并且，越是向前发展，私有制企业的竞争劣势就越发显现出来，她就越发从反面显示出公有制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必然方向。

笔者是一个农民工，经常在一家私营的建筑企业打工。笔者就以自己在这家私营企业的所见所闻，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论断。

这家私营企业是在大陆面对香港建立深圳特区，带动珠三角和内地的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产生，并且脱颖而出的。

当时，为了引进港资和港企，珠三角地区大搞“三通一平”，即“路通水通电通，场地平整”。这家企业的老板有弟兄八人，当时就带了一些老乡，以县建筑公司的名义，揽了一些筑路的活，赚了一些钱。然后，他们有了小小的资本，就开始当老板，雇请内地人为他们打工。由于内地人中有一些手艺人，他们就利用这些手艺人扩大经营范围，承揽一些小型的房屋建筑。后来又承揽大型建筑。这样，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在建筑行业拉起了大旗，小有名气，并且开始了规范化管理。后来，在规模继续扩大的情况下，他们弟兄八人就分了摊子，各干各的，并且有些还转了行，干别的去了。继续留在建筑行业的这一位，他的业务是继续蒸蒸日上，现在正准备成为上市公司呢。

那么，在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下，企业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在2012年3月召开的2011年的年会上，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他的儿子）建议：企业不要发展过快。

这里面的含意是什么呢？

生产效益不高啊。

之所以2011年的年会放在2012年召开（春节过后），就是想用那点年终奖金来拖住一些人，叫他们不要离开。这不能说明问题吗？

那么，企业效益为什么不高呢？是不是大环境不好呢？

如果是大环境不好，那么企业为什么还要扩张？为什么还要上市？

国内国外的经济形势在整体下行，这是事实。可是，建筑行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加工行业，建筑行业的效益就在于揽活，就在于发展新项目。只要揽到了活，只要有了新项目，就有加工费可赚，就会有效益。那么，这个效益不好，是从何说起呢？

是的，靠加工费赚钱的企业，只要有订单，就应该有效益，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但是，内部管理不善，不能达到行业内应有的水平，加工费是赚回来了，却又被内部的损耗给消耗掉了，企业，还会有效益吗？

笔者听说在这个蒸蒸日上的企业里，有这样一件事：

一个快完工的项目，拉来了一车玻璃门。这玻璃门很贵，似乎是两千多块钱一副。一车是多少钱？不知道。而大家知道的是，玻璃门卸下来了，货车走了，项目经理看了玻璃门一眼，跟一个小施工员说了一句话。小施工员就过来叫工人们：把玻璃门都砸烂，然后清理干净。

哇，刚刚拉来的新东西啊？砸烂？工人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小施工员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预算错误。过程已经完工了，不需要这些玻璃门了，这些玻璃门却拉来了。

拉来了不可以退回去吗？或者降价处理掉？为什么要砸掉呢？

问题是，财务上的关系，退货必然导致这个错误会被上面知道，从而让本项目经理给上面产生不好的印象。如果降价处理，又会在同行业出丑，不仅仍然有让上面知道的危险，而且，万一自己今后想跳槽，这又是一个污点。

那么，这个行为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是一种道德失范的行为。

说到道德失范，那么，我们就要谈谈当今的社会腐败。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只有公有制企业或者单位，才会有官僚，才会有腐败；私有制企业里面，是不可能有官僚，是不可能有腐败的。那么，笔者就以发生在这个私有制企业里面的一些事实，来颠覆一下你脑海中的陈腐观念。

我们这个民营公司，有两种用工形式。一种是内包，一种是外包。内包就是工人直接由公司聘用，班长只负责管理工人；外包就是工人由包工头聘用，包工头对所包工程负全责。由于包工的性质不同，内包班长只拿工资，而外包工头则有管理费可拿，收人就和内包班长不在一个级别。

但是，外包工头想要赚到这笔钱，也还是不容易的。为了减少窝工和返工，就必须提前和施工员搞好关系。前几年，笔者曾经在一个工头手下干活。那时他的一段活是给一般施工员每人一千二，给主管施工员两千。现在就不知道给多少了。工程完工后，要项目经理签字才能拿到钱，这又是一道坎，给多少呢？不知道。而承包工程，小活是在项目部承包，大活是在劳务公司承包。你去接活时，凭什么去让人家“认识你”，“信赖你”呢？

工人们给包工头算了一下帐，一个包工头一年可以有一百万的营业额，其中给工人的大概是三、四十万，那么，剩下的六、七十万，他都拿回家了？实际上，有些工头干一年就不干了，可能就是赚足了。而年年都干的，工人们估计，他们一年也就二、三十万而已。

相对于包工头，来钱更容易的，应该是材料采购员。每一个工程，头一两批的材料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因为不论公司内部还是甲方老板、工程监理方面，这时候都是要来检查的。但是，真正大量使用材料的时候，材料的质量怎么样？就只有工人们知道了。而工人们除了因为材料不好使用而发发牢骚，骂骂娘，谁会去追问，这是损害了谁的利益呢？反正这与他们无关。

不要说那些不关乎工人利益的事，就是直接损害工人利益的事，工人们也无可奈何啊。管理人员和工人们是共有一个食堂的。不过，是分开吃饭。工人们的饭菜怎么样，管理人员是看得到的。但是，他们不管。他们只管工地，不管食堂。可是，有一阵子，他们自己也觉得吃不下去了，于是“不文明”起来。项目经理迫于众怒，派人检查食堂。结果，发现一个五百多人吃饭的食堂，就那么十几斤肉。肉少也就罢了，反正少不了他们管理人员的。可是，他们发现这肉的颜色不对，乌黑乌黑的。凑近一闻，啊呀呀，臭不可闻。当时，食堂堂长并不在家。送货的肉贩就跟他打电话，问他怎么办。他竟然说，你把肉放那儿吧，你先走就是了。这下项目经理发火了。罚他五百元，当下就发出通告。可是，他回来之后却笑嘻嘻的。五百元，对他来说，太瘦了，小意思。可是，这却是一个项目经理的最大权限。因为，食堂属于后勤，后勤一方面由项目部领导，另一方面，却是由公司后勤部直管的。食堂堂长由后勤部直接分配。

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应该知道，官僚腐败，并不是公有制单位的专利。只要达到一定规模，只要产生了委托管理，官僚腐败，就必然出现，而并不管你是姓“公”还是姓“私”。

那么，官僚腐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主观上来说，官僚腐败产生于人的本能，产生于人的自私，产生于人的智慧的缺失；从客观上来说，官僚腐败产生于委托管理，产生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那么，相对于这两项因素，公与私，谁更有希望遏制住官僚，遏制住腐败呢？

在主观上，由于私有制本身就姓私，她本身就是一种本能的、缺乏智慧的运作，所以，不可能指望从她的里面产生出遏制自私，产生智慧的机制。虽然工人与老板，管理人员与老板，已经合作，已经团结，已经显示出智慧，可是，随着双方分配上的不平衡进一步拉大，自私这个本能就只能一步步地蚕食智慧，而不可能被智慧所遏制。

在客观上，老板只有一个，或者是他们一家。他只能看到他的身边，而不可能看到其他的地方。所以，他不可能全面监督他的整个家业，不可能全面监督他所委托的每一个的人。

但是，公有制就不同。

在主观上，公有制是一种团结、合作的机制，是一种智慧的运作。这种智慧的运作只要恰到好处，是可以影响到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产生智慧的。

在客观上，公有制里面的官僚、腐败，损害的是体制内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会得到体制内每一个人的监督。如果运作得好，这些行为是无法隐藏的。

所以，历史的趋势，公有制是历史的发展方向，公有制一定会战胜私有制。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路子而已。

从分配的角度来说，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来说，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没有公有制的生产和计划经济的生产，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一定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虽然我们利用市场经济，利用私有制，可我们还是要利用有利条件，创造有利条件来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计划经济。

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在自我经营阶段，私有制才具有优势，而在委托经营阶段，私有制相对公有制是没有半点优势的，只能是越来越显示出劣势。而市场经济的适用范围，也仅仅是信息不通畅、不直达的领域。在信息已然明确，已然通畅、直达的领域，特别是在宏观领域，我们就用不着市场经济，只需要用计划经济就可以了。

为什么市场早已产生，可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市场却怎么也发达不起来呢？因为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太低，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这也不够，那也不够，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这个信息通畅、直达的很，还要市场干什么？

不仅不能要市场，而且要限制市场，打击奸商。因为产品本来就短缺，那些奸商们肯定要坐地起价。你不买，他买，还怕没人要？结果就是胀的胀死，饿的饿死，社会能不乱吗？

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当今的房地产市场。房子为什么那么贵呢？因为土地缺乏，是一个长远的缺乏。土地的缺乏导致房子缺乏，这是无解的。这个信息是很通畅的，是很直达的，瞎子、聋子都知道。所以，只要政府还容许房地产市场存在，奸商的房价就可以无限地高上去，他们不怕没人买。

值得玩味的是，本来是政府迷信市场，导致奸商坐地取利。奸商们所豢养的文痞们，反倒过来攻击政府为了抓政绩，高价卖地。这到底是官商勾结呢？还是奸商们想借力推翻政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呢？

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是每一个无产者，每一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所必须坚守的底线。

然而，决定立场靠本能，靠感情；坚守底线靠思考，靠智慧。

“文革”的悲剧，就在于我们感情有余，而智慧不足。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不足，而是整个无产阶级阵营的智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