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殇——“红卫兵”

笔者认识两个当年的“红卫兵”。一个是我们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一个是笔者的族兄。

我们初中时的数学老师，在笔者刚刚记事的“文革”之中，就给笔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听说要开批斗会，就赶到会场看热闹。但是，这个会场很令我们失望。在村前水塘边的树荫下，只有几个婆婆爹爹，以及我们这些孩子们参加批斗会。能劳动的人，都在外面劳动，根本都没有回来。被批斗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名闻遐迩的“小日本人”。他的全家都是贫农，只有他一个被划为地主。原因是，他和新四军打过仗，还被打断了一根手指，是个“小日本人”、“历史反革命”。斗争他的人，也只有一个，就是后来我们初中的数学老师。他没有戴袖章，所以，笔者当时还不知道他是“红卫兵”。

我记得，“小日本人”双手被绑在背后，面对众人低头弯腰。这叫做“向人民低头”。而我们的初中数学老师，就在“小日本人”的后面，手持“毛主席语录”，义愤填膺地讲话。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最后在“小日本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小日本人”于是就象滚坛子似的，在地上滚了几个滚。婆婆们便一阵惊叫：“啊呀，打死了！打死了！”人们赶紧将“小日本人”扶起来，叫“红卫兵”——我们的初中数学老师，将他送回家去。这是上午的事。到下午，就有消息传来，说，“小日本人”回家吐了一盆子血，就死了。他们家和我们的初中数学老师家原本就是一个自然村，他们家的人就打到我们的初中数学老师家去了。可是，他们家在这个村子里是单门独户，好像没能拿我们的初中数学老师怎么样。我们的初中数学老师好像也没有被追究责任。不然，他怎么在后来还可能当我们的老师呢？

对我们初中数学老师的进一步熟悉，当然还是在他教我们数学的时候。他是一个在课堂上假装严肃，实际上很诙谐风趣的人。他讲课形象生动，总是拿我们熟悉的事物打比方，而且笑话连连。他自己从来不笑，却让我们一个个都笑得前合后仰。比如说他讲直角，就拿我们大队的水渠做比方，说：“本来它要90度，你去搞个89度，那你就挖，挖，挖，挖到鲍胡湾！”实际上水渠从鲍胡湾后面经过，离鲍胡湾还有几百米远。

在学校里，我认为我们的数学老师性格外向，心胸开朗。可是走上社会，再看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与人见面，包括我们，都是浅浅地点头，浅浅地微笑，客套寒暄，生怕深谈。作为老师，他认识的人应该不少，可他的交际面却很狭窄。他实际上是不想与人交往。作为农村人，他因为民办教师的转正而得到了退休工资，在生活上应该比一般人好一些。他应该有条件去开拓、创业。可是，他的家庭一直是那么平平淡淡，既没有什么天灾人祸，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他似乎就是个谨小慎微、自我封闭的人。

那么，他为什么那么自我封闭呢？他为什么那么谨小慎微呢？我一直思索，他的内心有着什么样的阴影？是不是“文革”中的那笔血债，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呢？

作为我的族兄的这个“红卫兵”，我认识得要晚一些。我是在他坐了牢回家的时候认识他的。那天，他光着头，从我们家屋后的路上经过。我的幺姑告诉我，他是“红卫兵”的司令，在城里打派仗，没有打死对手，却把街边不相干的、躲在自家屋里的一个小女孩给打死了。为此，他坐了三年牢，这才刚刚放回来。

他回家之后，并没有在家种田，而是一直被队里派到外面搞建设。他才貌双全，性格外向，是个很健谈，很善于表达，很善于交际的人。我认为象他这样的人，在这个开放的年代里，应该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应该是做什么都能够发达的。他的弟弟虽然也不错，但是比较起来，在谈吐方面就比他差远了。可是，他的弟弟靠做药材生意，当了大老板。而他，先是在镇办的建筑队当技术施工员——我们镇里的棉纺厂，就是由他主管建造的。后来，升任了镇里的企业管理中心主任。再后来，他就退休了，去给私营建筑商当技术顾问。虽然他的日子过得很平稳，却与他自身的才能很不相称。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发大财，为什么不自己单干，却总是甘愿为别人做嫁衣裳。是他的才能，在“文革”中给用完了？还是他的勇气，被“文革”给扑灭了？

“文革”，是一场让“红卫兵”们发飙发狂的运动。“红卫兵”们的发飙发狂，使许许多多的人深受其害。中国社会也因为他们的发飙发狂而陷入了动乱。可是，害人之人，都落得了什么结果呢？

他们的付出，被否定了；他们的忠诚，被扭曲了；他们的激情，被打灭了。他们最后落得的，只有他们各自隐藏在心底的，无限的愧悔与怅惘、无限的胆怯与自卑。他们的心灵，被“文革”这把刀，深深地割裂了，永远也不能愈合。

我所认识的这两个“红卫兵”是这样；那大名鼎鼎的蒯大富、聂元梓他们不也是这样？只是，越是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后来的结果就越是惨痛而已。

其实，“红卫兵”们当时只是一群未涉世事的学生，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一些事物，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参加这样的社会运动。可是，他们居然参加了，而且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为什么呢？

因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呀！是毛主席要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去做革命的闯将，去造资产阶级的反，革资产阶级的命呀！

那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要号召“红卫兵”们造反呢？为什么要让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呢？

恰好，近年来的一段传闻，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传闻说，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胡耀邦有一段对话。毛泽东问胡耀邦：“什么是军事呀？”胡耀邦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毛泽东却说：“没那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泽东又问胡耀邦：“什么是政治呀？”胡耀邦又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毛泽东又说：“没那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的少少的。”

“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的少少的。”

事实上也是这样。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里，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其主力军应该是工人阶级。可是，毛泽东却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农民阶级为主力军，进行中国的革命。为什么要这样呢？很显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的队伍相对弱小，而农民阶级的队伍却相对要庞大的多。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细致的讲解。这不就是为了“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的少少的”吗？

那么，到了“文革”，工人农民那么多，毛泽东为什么不以工人农民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而要以青年学生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呢？

这就得进一步地问，虽然我们要“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到，我们想争取其支持的人，他有没有那种支持我们的意愿呢？

工人农民，是属于产业阶级的。他们的价值、利益，都在产业生产中实现。产业生产是现实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就影响到工人农民的思维模式，也是现实的。他们是喜欢思考眼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而不喜欢考虑那些遥远的，拐弯抹角的问题的。那些问题他们很难弄懂。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建国之前的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是，毛泽东却是用“土地革命”来唤起广大农民参加这场对他们来说玄而又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就是因为，民主很遥远，而土地很亲近，土地与广大农民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土地牵扯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在镇压反动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根本出发点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意思就是不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反动派。可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官做得越大的反动派越不杀；官做得越小的反动派越要杀。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官越大，离具体执行的事务越远，越不会与民众发生直接的感情冲突；而官越小，越要执行具体的事务，双手就越沾满人民的鲜血，就越不会为民众所宽恕。中国共产党保大的、杀小的，就是为了在能坚持原则的时候坚持原则，在不能坚持原则的时候就降低自己的原则，迎合农民的思想感情，以尽力争取农民的支持。

过去的革命斗争，可以利用农民的现实思维，是因为农民与反动派的现实矛盾确实存在。可是，“文化大革命”却是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新式的革命。她是文化上的革命，是思想意识上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不是工人农民们现实中的敌人，而是革命阵营内部，让工人农民们看不透、认不出的敌人。这场革命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和未来，却与工人农民的现实利益关系不大，或者是对工人农民的现实利益不会发生立竿见影的影响。这样的一场斗争，如何去争取工人农民的支持呢？工人农民怎么能够理解这场革命呢？他们理解得了吗？

毛泽东知道，依靠工人农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一时半会是很难发动起来的，所以，他必须寻找另外的支持者。而蒯大富等青年学生的造反，就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启迪，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与思路。

青年学生，没有参加社会实践，没有完全融入这个社会，他们与这个社会，只有简单的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没有其它的利害关系，这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影响不到他们的思维模式；而他们又一直在读书学习，被知识分子们灌输一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不像工人农民那样现实，倒像知识分子们那样喜欢逻辑推理。

但是，他们与知识分子又是不同的：他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而且他们血气方刚，身上又充满着青春的躁动。

其实，毛泽东能够利用“红卫兵”，利用青年学生，这里面也有一个在实践中探索的过程：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但是，这个小组的成立，显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预期。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本来是经毛泽东授意发表的，却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否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于是，1966年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虽然这张大字报为后来的造反运动提供了范例，而且聂元梓等人以下犯上，也确实是在造反。但是，聂元梓等人都不是学生，而是干部。聂元梓等人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干部阵营内部的斗争，是政权内部的斗争。其斗争的意义，是有限的。

这前前后后的斗争，说明了仅仅依靠政权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文化革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双方的力量在政权内部犬牙交错，不辨彼此，使斗争反复无常，前途莫测。

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就是为了寻找出路，向社会广泛发动力量。他相信政权的外面，社会的下层会有广大的群众支持他。因为他的理念是为社会的下层民众服务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清廉、公正、与公平。

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给了青年学生们一个示范。引出了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并且提出赶走工作组，因此被开除团籍、关押18天的事件。这就让毛泽东实现了预期的目的，看到了一股新的力量，一股从政权外面向政权里面进攻的强势力量。于是，毛泽东指派周恩来接见蒯大富，听取蒯大富的辩诉，并给他平反，支持他们的造反。这样，毛泽东早就想发动，但效果一直不佳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相信青年学生，相信“红卫兵”们会支持他而不是支持别人呢？

因为这些青年学生虽然生在旧社会，却是长在红旗下，从小到大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共产党的历史，把毛泽东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的正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这些青年学生，经过了十几年这样的思想灌输，当然就会崇拜他，捍卫他。

这也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大搞个人崇拜的理由。其实，在“文革”之前，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因为个人崇拜禁锢人们的思想，不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不利于革命事业的长远发展。但是，现如今，情况不同，不搞个人崇拜，不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眼前的斗争。

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的转变，可以想象当时党内权力斗争是何等的激烈。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又支持“文攻武卫”，允许“红卫兵”们进行人身攻击，大搞“打砸抢”呢？

请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的一段话：“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是毛泽东描述的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形，而毛泽东对这个情形，是支持的。

又要想马儿跑得好，又要想马儿不吃草，那是不可能的。农民们革命，与革命者革命，目的根本不同。农民们革命，就是要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就是要报仇雪恨。你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点要求，凭什么要求他们跟你革命？

人性的两面，就是爱和恨。由此导致爱和恨的行为。但是不同层次的人性又有不同层次的爱和恨，又有不同层次的爱和恨的行为。这就是，人性里面还有理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性是高级的人性，是理性的人性。她主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可是她只能用这个主张要求自己，而不能用这个主张要求比她还低一个层次的农民。因为她的目的是为农民好，而农民的目的却不是为她好。农民的目的是为农民自己好。她和农民之间，本质上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工具是被人使用的，但是，人在使用工具时，也必须接受工具对自己的改变。否则，你就无法使用工具。所以，面对农民们的恐怖行为，在没有提升他们的思想素质之前，也只好降格以求，让他们去发泄吧。不这样，革命就无法进行。还是革命要紧。

对于“红卫兵”的“文攻武卫”，如果一开始就严格限制，这不符合“红卫兵”们青春躁动的特点，会损害他们的造反热情，增加他们的消极情绪。为了保持“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势头，必须对他们鼓励，而不是泼冷水。

高超的政治手段，使正确的政治目标更加完美无缺，也使其手中的政治工具显得光辉灿烂；而高超的政治手段，却使错误的政治目标更加万劫不复，也使其手中的政治工具更加面目狰狞。

如果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那么，“红卫兵”们“文攻武卫”、“打砸抢”的那一点“瑕疵”，就会被历史的正确掩盖掉，至少是会被冲淡。就像共和国的成立，掩盖和冲淡农民们身上的缺点一样。可是，“红卫兵”们没有农民们那么幸运。历史，偏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一场大错误。那么，“红卫兵”们的“瑕疵”怎么办呢？她就不再是“瑕疵”，而是“罪过”！“罪过”！

其实，“红卫兵”们的心地是真诚的，思想是纯洁的。他们的爱和恨，都是立足于革命事业的。只可惜，他们爱对了，却恨错了！错得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文革”，使许多人深受其害，“红卫兵”们也不例外。可是，别的受害人可以在“文革”之后再站起来，而“红卫兵”们，却永远地倒下了，倒下了。

“红卫兵”，他们才是真正的“文革”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