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土地

写下这个题目，就想起当孩子时大人们说给我们的一条谜语：一个房间窄又窄（地方话读ze），里面挤满五个客，——打一物。谜底最是简单不过，就是我们脚上套的鞋子。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真可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住房拥挤。我的一个邻居，一家七口，三代人，就一大间房。孩子们和祖父住在挨地的空间里，两张床用几块木板隔着。进门的地方是一口灶，灶与床之间挤一张吃饭的小桌子。靠里面床头对着的屋角，还用许多木桩围成一个小的空间，供猪们安居。孩子们的父母用几根木料和木板在房间的上部空间硬做出一层楼，舒坦的地方正好一人高，破棉絮往木板上一展开，就可以躺下去打鼾。比较而言，我家的居住条件强多了，五口人，按现在的说法，是两室一厨一卫，虽然窄小，虽然阴暗潮湿，虽然破烂不堪，两代人总不至于挤在同一间屋子里。那时的人们虽然穷，却很乐观，于是用脚底的鞋创造了这条谜语，说的时候，没有一点厌世的情绪，脸上还堆着笑。

穷则思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的变革，自上而下，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八十年代初，人们就地取材，推翻破旧的茅屋，新建起土木结构的瓦房。新千年伊始，人们又拆除自己一手修建的瓦房，重修钢筋水泥结构的“洋房”。在翻修的热潮中，老皮因为经济原因，落在了后面，不过现在总算是住在砖混结构的平顶房里了。

想当年，虽然也盖了瓦房，一家五口呼啦一变，变成八张嘴，我们两口子带个娃一间房，兄弟两口子带个娃一间房，两个老人就只好住在木楼上，中间堂屋公用。我母亲看人家新修了“洋房”，就时常在我们耳边呱噪：老子那时候带着你们，还修了这三间房，你们就生一个，负担又不重，怎么就修不起房子呢？看看人家，你们有屁用！我们只能听着。虽说我有工资，可在千禧年之前，到公元1999年，才每月四百多块。妻子没工作，守着七分地，孩子要上学，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经济危机，谈什么修房子。但我们在心里，做梦都想修新房。有一次狂风暴雨过后，我的脚还没踏进家门，妻子就把我拉到她早预备好的梯子跟前，她说瓦被风卷开了花，雨全进了屋，你得马上上去把瓦弄好。我在房顶上看见别人的钢筋水泥房，心想要是自己能有这样的房子，就是下鹅卵石下冰砖也能安心睡觉。然而，别人家的房子，只能看看，饱饱眼福罢了。

到了2006年，工资勉强上了一千元，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他们借钱给我，才修了现在的房子。从2007年开始还账，直到去年，才勉强还清。账刚还清，马上又面临着粉刷装修个问题。这几年工改了，按年均一万五千块算，六年九万块，另外还有卖老房子的几万块钱，全用在了修房子上。这些年为了房子，我们一家人没添置过一件新衣服，妻子也不得不在周围找点日常开支的小钱，孩子还算孝顺，不愿读书，不花我们的钱，现在自己闯江湖糊口。

房屋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我在台湾的幺爷爷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当时新修的瓦房里招待了他。在我们，颇为自豪，因为我们甩掉了低矮潮湿的茅屋。我们的亲爷爷去世了，奶奶就是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家族的主，奶奶招拢我们八十几个子孙，摆了一天的酒席。大家对长时间漂泊在外的前辈讲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修了房子，粮食吃不完，猪肉没断过顿。回来的爷爷也很激动，他说他走的时候，房子矮不拉几的，多是茅草盖顶，屋子里阴暗潮湿，现在这房子，虽然还落后，算是宽敞明亮了。围绕厕所，他还讲起他儿时的一段见闻。过去的厕所，叫茅坑，就是随便刨个坑，支两根横木，人能够蹲在上面就成了。一个先生，出恭时有个习惯，喜欢拉着面前的一棵小树苗。一个缺德的坏小子，把那棵树弄折，伪装好，等那个先生出恭时一拉，断了，身子失去平衡。幸好那个先生是蹲着的，慌忙之中身子硬往前窜，才只有一只脚蹬到屎坑里。这样的故事我早在一本古典小说中见过，没想到现在生活中还真有这事，就跟着大家笑起来。

前不久，幺爷爷又回来了一次，他下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变化太快了，到处都修满了新楼房，好像还有七层以上的，如果要我自己找，我是找不回了。

然而我们却不敢为自己终于有了两层平顶的房子而自豪。在众多的房子中间，我家的房子不过是鸡藏鹤群。

也许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也必然要伴随着圈地运动。土地财政维系着地方的经济命脉，也给有钱人和有权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一个叫连海平的人因为昆明市长的一句话，写了一篇名为《“工作五年三套房”，能否在百姓身上复制》，的文章，其中两段话摘录于下，以免见得我在胡说——

“昆明市长张祖林日前在调研保障性住房会议上表示，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多余的房子都不愿低价出租，没房的人只能高价租住。他还举例说，自己在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时，一年轻的质监局工作人员，参加工作五年，就拥有三套房。”

“......浙江省原药监局局长黄萌拥有84套房产，上海的‘炒房局长’康慧军有24套，安徽黄山市园林局原局长耿晓军有38套，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有23套......”

我之所以关注这篇文章，是因为“贵州农妇刺死拆违官员”事件。字里行间，原记者对农妇充满了同情。农妇老家在山里，“两口子和丈夫的3兄弟挤在共和乡营思村3间木头房里”，因此，打工在外的10年间，即便春节也很少回家与家人团聚。当他们终于有了近10万元的积蓄的时候，为了女儿读书方便，花钱在烂泥湾换取了一小块地，准备修房子。可是，迟迟得不到审批，没地方居住的他们只好咬牙与当地政府一搏：先修再说。为省下买煤做饭和烤火的钱，她丈夫上山砍柴，不幸被木头砸中，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于是修房的重任就全撂在了她肩上。但在政府眼中，她在搞“违建”，执法队便提起神圣的正义之剑，砍了下去。“每次强制执行（拆）之后，张全秀的房子并非完全坍塌，而是垮掉很大一部分。为了修复倒掉的房子，张全秀一人把砖搬回原位，一桶一桶地提水泥，抹上灰浆，重新砌。”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农妇张全秀何以会走极端。老皮修房时，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拿五十元钱去看望了一个生命垂危的同事，就遭到了在经济陷阱中挣扎的妻的讨伐，两人大干了一架。妻跟我干架，不必负什么法律责任，而张全秀就不同了，刺杀代表正义之神的执法人员，不是仅仅可以用“法盲”这样的词能够讨伐的，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危及社会安全。

同样，记者对执法人员张波也深抱同情，说他“为人极好，乐观幽默，连续3年被评优的副队长，还有很多事情没有顾到：父母住的木头房子在漏雨；20多天后，女儿就要参加中考。”张波喜欢“劲霸”男装，却买不起，逛街时总要去试一试。“买不起，试一下还是很过瘾。”这是张波的话。可惜张波虽然呆在了还算有权的部门，“连续3年被评优”，就是说至少工作了三年以上，按潜规则，至少应该拥有两套比较高档的房子，而自己的父母却仍住在漏雨的木头房子里。也许，他的父母像我的老妈当年骂我们一样，在心里骂他没屁用，“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权不会用，更是没用的狗屁。也许，他们的心里很淡然。总之，作为张波，同样具有令人同情的理由，更何况他失去的是年轻的生命。

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问：“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而缺房子住的农妇张全秀想建房，却迟迟得不到审批，10年血汗钱修建的房子却属违法建筑，正常吗？当地政府及其执法部门肯定有“合理”的解释。但是，老皮还是不得不说，对于没有住房的农民，怎么着也应该解决他们的住房用地，这，应该也有文字依据可循。张全秀的情况，应该视作“无房”吧？为什么他的用地审批就迟迟不见下发？是不是因为她没在“有权有钱部门”？你就说她那块地你政府有用途，你也得给她指个地方，她跟女儿不可能再去做山顶洞人啊！

张波工作了差不多十几年，没搞到“四五套房子”，老皮工作了三十年，为了一套房子焦头烂额，张全秀为了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把张波刺死，也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剑之下。我们且不说公不公平，合不合理，老皮只想问一句：诸如此类的冲突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贾平凹就以《土门》深刻地揭示了圈地拆迁中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的官员在今天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好多问题在法律法规方面还不够健全，那么请问：我们的官员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究竟又是谁搅乱了土地政策？

一边是无依无靠的农妇被逼上绝境，一边是“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的声音，无权无钱的人啊，情何以堪！

再看中央的态度，一再提醒地方政府部门，希望中国走出“土地财政”的阴影，希望买不起房的人有房住。什么公租房也好，廉租房也罢，不细查不知道，如果细查，只怕人们要吓一跳：不知有多少“公租房”“廉租房”跑进了有权有钱人的掌控之中。而地方政府尝到了“土地财政”的甜头，就跟吃大麻一样上了瘾，除了会在土地上做文章之外，却找不到别的生财之道。

频繁的拆迁事件，张全秀的“违建”刺杀执法人员事件，该让我们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们醒醒了。

中国的经济要发展，中国的经济要腾飞，但是，不应该是依赖“土地财政”。地球有多大，现在的人们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拥有多少可耕种地皮，大家心里也有个谱。地，终究有枯竭的时候。竭泽而渔，可以休矣！

未来的经济，终究要建立在科技创新上。把你们吃进肚子里的钱，抠出来走一走教育兴国的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