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放信仰

在谈到汪精卫此人时，很多人会不解。因为读他的诗词稿，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很高气节的人，但现实中，他却是这样一个被千夫所指的叛徒。其实钱钟书先生对此早有深刻的论述，他谈到，人品未必等于文品。道理很简单，因为做人，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作文，面对的是一个理想王国。所以在面对文字的时候，一个人是能够抛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而进入到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中，去实现自己较为完美的那一种人格的。所以说，汪精卫的文字，之所以显得高洁，不是他在装，而恰恰是他在文字中实现自己，在现实当中已经陨落的那一种高尚与风骨。按钱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文人如果在现实中越是龌龊，那么在文字的世界里，他就越有漂白自己的冲动。这就好像在说：你看，我的外套脏了，但这是因为外边的环境不好。回到家里，我把外套脱了，里面的衣服还是很干净的嘛。不仅汪精卫这样，严嵩也这样，蔡京也这样。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还有毁誉参半的人，比如曹操是这样，武则天也是这样，李白也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还有一些被后世无限尊敬的人，比如屈原，比如杜甫，也是这样。

这一切其实都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仕途是充满肮脏与险恶的，唯有纯文学的世界，仍旧可看做是生命最后的一片净土，对于有文学修养的人，尤其如此。也就是说，文学的非功利性和独立性，使得我们有机会，用文字塑造一个独立的形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自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即使你在现实的世界里，穷困、倒霉、孤独，卑鄙、狂妄、贪婪，但是只要你作为文学家时，写出了让人肯定的文字，我们或许不认可你的人品，却多少还是会认可你的文字。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他们其实在做两方面的人，现实的一面和文字的一面。如果现实的一面好，文字的一面或许还可以放松一些。如果现实的一面陷入了困厄，那么对于仅剩下的文字的一面，我无论怎样都要保证他处于一种最完美的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大文豪，有几个是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十分得意的？是苏轼得意，还是秦观得意？是李商隐得意，还是杜牧得意？是易安得意，还是容若得意？欧阳修和王安石算是好的，他们得意吗？孔夫子呢？诸葛亮呢？旷世的奇才却缺乏大众的理解，他们得意吗？所以，文字就几乎成了他们全身心的寄托，这里面的东西，其实是最真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汪精卫的问题上。汪精卫的文字之所以看上去像是好人，其实恰说明他想做一个好人。还记得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吗？当时时评都说这是一部烂片，但我被看哭了。就因为最后章子怡扮演的小妹说的一句话。宋丹丹扮演的女首领问她为什么背叛，奄奄一息的小妹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做像风……一样……自由的……人……”然后我就哭了。你看，一个多么朴素的愿望，一个多么致命的诱惑，就值得让一个人不顾一切地背叛自己忠实的东西，并且去死。你不为此怜悯她吗？你不为此怜悯你自己吗？因为从某个角度而言，小妹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而我们呢？我们其实都厌恶生活与工作的压力，都想像风一样自由，但是我们却缺乏这种勇气，所以真正应该怜悯的，是我们自己。汪精卫的心里，就装着这样一个愿望，希望能像风一样自由。在现实中不可能了，那就交由文字的世界来实现吧。还记得《无间道》吗？刘德华扮演的刘建明最后就说了那么一句：“我以前没得选，但我现在想做一个好人。”为了这句话，我又哭了。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残酷的社会，甚至不会给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污点就是污点，一辈子都洗不清。我想这一点，汪精卫深深地明白。当历史的车轮在前进的时候，宣告他走入歧途，他早就骑虎难下、改无可改。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在万念俱空的遗憾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全部的善良和正义都投入到文字的世界中去，就像刘建明自我催眠般地做着一个“真”警察。

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好好地谈论一下政治，我们可以发现，汪精卫投靠日本人的行为，在汪自己看来，是救国的行动，是“避免更多的流血与牺牲”的途径。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正义和正直。不要以为汪精卫是一个无耻的混蛋，汪精卫是一个好人。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汪精卫是一个犬儒。但是犬儒也是儒，纵然没有兼济天下的雄心，但他还是有一份悲天悯人的慈悲。其实很多事情的正义与邪恶，完全是一种固有的印象。俗话说，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我们看，拿破仑让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割地赔款的时候，我们何尝想过那些与拿破仑谈判的人，是在丧权辱国，是丢失了尊严，是放弃了国格？因为历史承认拿破仑是胜利的一方，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肯定不这么想。同样的，我们认为汪精卫出卖自己的祖国是错误的，但汪精卫可能不这么想，日本人也一定不这么想。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侵略者”，是和善的，是值得尊敬的，或者是有绝对的统治力的，我们都会承认他。就像在秦朝时，我们只有中原，而日后我们逐渐把现在的新疆和西藏也纳入版图，这也正是这两者如今闹着要独立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从内心里觉得，汉人是殖民者，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同样的，如果一个侵略者足够有实力，那么就像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女真人建立了清朝一样，外族统治也不是头一回了。所以在我看来“江山不在谁做主，只要百姓不受苦”。谁统治都是统治，只要谁更能够给百姓带来福祉，我们就应该挺谁。这就好像选举。在侵略面前，我们也有两个选择，战或是降。“我们是要选择战或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说来说去，是要做主人啊。做主人，就是说要获得更多的尊重。就像我们尊重西藏和新疆人民的意愿，就像清朝统治者逐渐承认了汉人的地位与能力。《英雄》里面，秦王的一句“我是为了天下人”，就打消了一个刺客数十年的磨练，和苦苦的心计。那么当日本人在一开始说着“东亚共荣”的美好憧憬时，难道就没有人会为之蛊惑吗？肯定有，而且这样的人，必定是极度理想主义并拥有高尚情操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从根本上相信一种超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为了实现大我的、小我的牺牲。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所谓的卖国，其实恰证明了他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情结。

事实证明，那些四处烧杀抢掠并制造生化武器的日本人很难成为那个给百姓带来福祉的统治者，但是在战争刚开始打响的当下，谁都不知道。当时主战与主和的声音都有，而汪精卫之所以主和，就是他侥幸而天真地相信了日本人。日本人不该去相信，但值得去相信，因为这场赌博如果赌赢了，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必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生灵涂炭。正是因为汪精卫从本质上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所以他才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去换取百姓的平安。如果汪精卫该死，那么傅作义就该骂。他背弃了党国，而弃械投降，不是叛徒吗？傅作义投降没有经过心理斗争吗？他是在反复权衡之下，为了百姓的安全，才去投诚的；也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才去投诚的。而汪精卫，他也是为了百姓的安全才投靠日本人的，但问题是，他相信了日本人，但事实证明他信错了日本人。也就是说，汪精卫其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赌徒，为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他不惜冒着极大的风险，而孤注一掷。最后满盘皆输以后，他也毫无怨言地背负了千古的骂名。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还要更多地苛责他，认为他十恶不赦吗？

当年的共产党，就好比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美国人无差别地称他们为“恐怖组织”。在当时的日本侵略者眼里，共产党不是恐怖组织还能是什么？但是历史作出了它的抉择，捍卫自身国土安全的人，被自己的人民视为英雄，并成功地建立了政权，获取了革命的胜利。现在还会有人觉得共产党是“恐怖组织”吗？纵使有，也是被西方妖魔化的“共产主义邪恶轴心”。我们证明了自己，成为了历史的主人。但是站在当下，你觉得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是多少？他们不应该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吗？再看哈马斯，他们也应该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在巴勒斯坦的老百姓眼里，他们才是真正的活菩萨。但是他们是被怎么定性的，他们能真正带领自己的人民走向和平吗？所以，站在当下看历史，一切都是尘埃落定的。但站在历史的当下看历史，就像站在当下看当下，我们谁都给不出一个必然正确的答案。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很迷茫。面对这种迷茫，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这很正常。因为站在当下，很多的大问题，没人会知道，一种决定必然会错，另一种决定必然会对。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信仰。而当现实否定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要寄放信仰。文学，在很多时候，就承担了这样一种角色、位置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