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共地位及策略运用之比较

最近比较关注抗战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问题。正月间虽然随笔写了一篇《与历史的一次亲密接触》，谈了点对抗战的个人看法，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故粗制此文，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相互作用、策略高下问题发表点个人浅见。

说到抗日战争，不能不提及两个党派、两个战场。说到这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郭汝瑰、黄玉章两将军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有精彩的论述：

研究两个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时，应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全过程各方面着眼，不应只从某一局部或一时着眼。

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共进行22次会战，一部分为反击战。正面作战线虽然从华北、华东一直撤退到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定“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方针时所估计到了的[注：毛泽东曾估计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宜昌、福州、梧州等地时才能停止战略进攻]，达到了分散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

敌后战场担负着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被敌人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的状态下进行，游击队常常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生存与作战极其困难。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深入虎穴，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125165次，使敌人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收复失地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救同胞近1亿人口，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注：贾延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录》，台北1984年版，（上）第353页。]这段话，可谓知兵之谈、公允之谈。

在8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伤亡58万多人。[注：正面战场部队较多。《抗日御侮》一书说，1943年中国军队总数达650万人，敌后战场部队在抗战末期约达到100万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同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由于中国坚持抵抗，日军不得不逐次增加其侵华兵力。据日方资料，日本平时常备军有17个师团，发动侵华战争后一再动员，到1938年底达到34个师团。其中23个师团用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如加上关东军的8个师团，则共有31个师团用于中国。1939年，日军侵华兵力达到其最高点，为85万人（不含关东军），以后几年减少到70万以下；1944年至1945年，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增加兵力，1945年春夏达到118万人。从8年的全过程来看，日军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战略进攻和1944年4月以后的第二次战略进攻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为战略保守期，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另有几十万伪军在敌后战场）。所以两个战场牵制的敌军兵力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少了任何一个战场，日军就可以把多一倍的兵力投向另一个战场。那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所以综观中国的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犹如人的左右臂各司其能，共策全功，缺一不可。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册第240页。]这段话，对统一的中国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十分清楚。

这段论述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地位、作用论述得很全面，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但是，承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并不代表两个战场没有高下之分。我为什么更欣赏敌后战场？就是因为我认为至少从两党在抗战期间的策略运用上来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明显高出国民党一筹。

战争，是人类社会利益冲突的最高形式，它必然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之中。因此，大凡战争的指挥者，首要考虑的就是地形、民情、政情，综合言之就是“国情”。中国这个国家当时的国情是什么呢？一是国土面积大；二是人口众多；三是地形复杂；四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冲突、矛盾重重。因此，在中国这个国家作战，首要地是打政治战，其次才是军事战。单纯的军事路线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中共武装在抗战刚开始时仅五六万人（八路军4.5万，新四军1万余），这么点兵力面对广阔无垠的敌后战场来说，无疑是沧海一粟。但中国共产党却凭借先进的政治路线引导正确的军事路线，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一切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制定和调整政策，使中共武装不仅没有在复杂残酷的敌后战场被消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几万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中共武装起到了国民党政府几十万正规军都不能起到的作用，敌后战场也成为与正面战场同样重要的抗战另一个战场、第二条战线，这一点就是日本侵略者也不能不为之佩服。

日本在刚发动战争之初，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是犯了单纯军事路线的错误，一开战便冒冒失失地以小兵侵大国，虽然凭借其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几十万陆军很快侵占了东北、华北、华中大片土地，但随着占地愈广，兵力愈分，陷入了兵法上说的“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处不备则无处不寡”的窘境，兵力不足、后继乏力、骑虎难下。这时日本方才转变策略，开始注重政治策略运用。日本政府1938年12月22日以首相近卫文麿的名义正式发表对华关系新方针，开始推行以政治诱降、缓和矛盾、巩固占领区等措施为代表的“以华制华”大战略，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并取得了汪精卫集团投降和中共敌后战场空前困难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成功。因此1941——1942年也被称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黄金时期”。但是，由于日本发动战争本质上的侵略性，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反动性，其政治策略也一开始便先天不足。加之日本领导集团的战略短视，错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更因为中国共产党“精兵简政”、“三三制”、“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治新战略的提出和运用，使得日本的“以华制华”大战略效用逐渐消失，最终被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击破。

相较于日本，国民党更是差劲。自始至终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政治战略，从头到尾就是以单纯的军事路线迎敌，而且即便是军事战略也十分落后。明知敌强我弱，只能以空间换时间，却偏要计较一城一地得失，死打硬拼，消极防御，故而连战连败、损兵折将，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后，蒋介石也开始注意战术上要变化，两个战场要相互配合，提出了“持久抗战”等方针，但其策略运用还是以军事战略为主。战术上仍是采取正面硬顶的阵地战，不敢大胆运用侧击迂回等运动战和游击战等战术，所以仍是败多胜少，即便有一些胜利，也是以数倍兵力迎战，最后伤亡均大于敌，事倍功半。除了1945年日军败势已成国民党军开始反攻时几个漂亮仗外，抗战大部分时期国民党军始终不能扭转战场上的颓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更是把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英、美、苏等大国早日对日作战上，正面战场作战更趋消极。基本上是日军来攻即应战，日军不来攻我亦不犯。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41年冬开始，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基本上呈现为休战状态，到1943年冬两年多的时间内，只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浙赣会战（1942年5月——9月），鄂西会战（1943年5—6月）和常德会战（1943年11—12月）。国民党军队死伤人数也逐年急剧减少。1941年至1943年三年中国民党军队伤亡总数（608518人）还不及1940年一年的损失（673368人）。

蒋介石绝非没有政治眼光之人，但抗战中表现如此之差，其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蒋介石的政治战略眼光从来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对手的，一系列政治战略措施的推出也主要针对中共。至于日本方面，蒋介石早就预料到日本的持续侵华一是不能持久、二是必然与英美苏等大国发生冲突，因此是必败无疑。故而他不愿在对日作战中浪费过多的实力，宁愿将主力大部调往西南和西北地区，或者休整，或者围困陕甘宁边区。在美国援助下装备美械部队，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消极地等待而不是积极去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

某种程度上来说，蒋介石确实具有老辣的战略眼光，老谋深算，一眼就看穿了日本的底细，使自己在对日作战中处在了不败之地。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不知道，正是由于他推行的这种消极抗战的策略，使国民党政权错过了开展政治改革以走向进步的历史机遇，反而使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军事能力在这消极地“等待”过程中日趋腐化、衰落，而对立的中国共产党乘机兴盛起来，最终在抗战胜利仅仅四年后，中国大陆就山河变色，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和几百万大军一败涂地，“其亡也忽焉”。这，恐怕是精于权术的蒋老先生做梦也想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