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夹板男”徐渭如何拼死突围

什么叫“好男人”？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告诉你，“夹板男”就是，甚至其扮演者还自诩为“国民女婿”。我呸，又是一剂哈韩亲日的精神毒药。中国人何时喜欢受气包女婿了？国民何时甘愿忍受夹板气了？鸵鸟心态昭然，还大言不惭，真不知道该剧主创人员鼓吹“夹板男幸福论”之居心何在？若国民都去效法“夹板男”，追求所谓的“幸福”，又如何才能堂堂正正地写就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什么叫好男人？百度的解释是：“一个好男人，除了要有强健的体魄，宽阔的胸怀，还要有挣钱的本事”。尽管都是些现代词汇，但概括得非常有道理。赵炎的理解是：强健的体魄，即是指力量的威慑和血性的张扬；宽阔的胸怀，即是指包容大度和屈伸智慧；而挣钱的本事，则泛指立身之本的实力显示。这才是标准的好男人，堂堂正正的中国好男儿。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中非常不幸地正在扮演“金太郎”一角，那我建议你最好在家里装装鸵鸟就算了，“家和万事兴”嘛，精神上还是尽快突围的好，若身陷“罗网”而无意识自拔，何谈在这国度里来过、活过、精彩过？笔者不才，给“金太郎”们找一个突围的榜样，他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徐文长。

徐渭（1521—1593），汉族，山阴（今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世家，自打他呱呱坠地，就一直生活在“夹板气”之中，但他不认为甘心做一个夹板男，就是“幸福的好男人”，因此，他一生都在突围，甚至到了拼死的地步。

少年的突围

徐文长并非嫡出，其母乃是妾的身份，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承受封建家庭特有的“非嫡”歧视。出生当年，父亲病故，十岁时，母亲被家族遣散出门，失去族籍。也就是说，少年徐文长的夹板气，主要来自于家庭、家族及社会三个层面。且来看他是如何突围的？

一是刻苦求学，以聪慧早熟，赢得人们的认可。他先后跟管士颜学过唐诗，跟陆如冈学过时文，跟本乡琴师陈良器学过琴艺，跟武举彭应时学过剑术。到十岁时，已能“指掌之间，万言可就”，被当地人赞为“天才超逸，资兼文武”。

二是敢作敢为，遇事决不苟且妥协。比如，他四岁时，就勇于承担，为去世的二嫂迎送吊丧宾客，为母增光，为己添彩，“人以为奇”；十岁时，母亲被遣出籍，有仆人乘机逃跑，徐文长立刻报告官府缉拿，还亲拟状词与成年仆人打官司，最终赢了官司，维护了“非嫡”的“合法”权益。

青年的突围

嘉靖二十年（1541年），徐文长二十岁，考中了秀才，成为生员，娶同县潘克敬女潘氏为妻，随潘家前往广东，做了倒插门女婿。在中国古代，倒插门又叫入赘，“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显然，倒插门是被人瞧不起的。徐文长不但是倒插门，又连续八次应试不能中举，“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这种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夹板气确实够人受的。

那么，徐文长甘心做“金太郎”吗？不，他坚定地说，“英雄失路、托足无门，胸中当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他在广东仅住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借为二哥徐潞办理丧事的机会返回绍兴。第二年，又要求岳家回迁，并与潘氏买房别居。

由于潘氏很快去世，他所买的房子也因为存在“产权纠纷”而失去，不得已，于嘉靖二十七年搬出潘家，赁居一枝堂，一边设馆授徒，一边将生母接回赡养，彻底摆脱了倒插门女婿的身份桎梏。尽管这些年里还是没有考中举人，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却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袁宏道赞其书法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足够青年徐文长自豪的了，考不中举人算个球呀，好男儿当自强，于无声处发惊雷。

短暂的幸福感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徐文长37岁，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得到了总督东南沿海抗倭军务的胡宗宪的赏识，成为幕僚。一直到1562年胡宗宪倒台，这五六年间，徐文长还是比较幸福的，起码没受到过什么夹板气。仅有的一次，在胡宗宪的热情保媒下，徐文长无奈再次入赘杭州王家，但他当年就断然撕毁了这个婚约。

胡宗宪威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只有徐文长不怕胡宗宪，“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这就叫大丈夫的骨气。胡宗宪倒也颇有胸怀，徐越是不怕他，他就越佩服敬重徐，“一切疏计，皆出其手”。由于有了一展所长的机遇，徐文长很是勤勉，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又先后撰写《进白鹿表》三章，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欣赏，四十年（1561年），徐文长顺利中了举人。

正是在这一年，徐文长还狠赚了一笔稿费。原来，胡宗宪在杭州建成大型景观建筑镇海楼，让徐文长写文章纪念此事，徐写了一篇《镇海楼记》，胡读了大喜，对手下人说：“听说徐师爷没能买上房子，这些年一直在外面租房，你们把会计喊过来，让他从账上支取220两银子，送徐师爷买房子用！”那篇《镇海楼记》收录在中华书局1999年四册版《徐渭集》，不计标点，共647字，平均每字的稿费是0.34两银子，相当于一个字稿费是200元。

220两银子的稿费，赵炎简单算了一下，以一两折合人民币600元计，相当于13.2万元。这点钱搁现在，最多够三线城市的一套小户型当首付，但搁在徐文长那个时代，是完全可以买一套很像样的大房子的。果然，徐文长在绍兴东南郊买了一套二手别墅，取名曰：“酬字堂”。

酬字堂占地10亩，房22间，还有一个超大的院子，外面用篱笆围着，里面种了几十棵果树，大门口栽了几十竿竹子，还挖了两口池塘，用来养鱼、种荷花。什么时候来了客人，徐文长站池塘边撒一网鱼，下厨烹制，就着果树上结的果子下酒，喝醉了，就在院子里唱歌，非常的潇洒，非常的幸福！

晚年的突围

可惜这种没有夹板气的幸福日子维持了没多久，就戛然而止。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在狱中自杀。徐文长另投名臣李春芳麾下做幕僚，又开始了“夹板男”的突围。

徐文长难忘胡宗宪的知遇之恩，为其鸣不平，作《十白赋》哀之。但以李春芳为代表的“倒严（严嵩）派”一直揪住胡宗宪案不放手。前者为雅，后者为时，“既雅不与时调合”，来自两个方向的夹板气，让徐文长一度精神紧张之极，频临崩溃边缘，“皆叱而怒之”，突围之心更切。他作《自为墓志铭》表明心迹，以三次自杀寻求精神领域的解放，“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以至于精神几近失常，在发病时杀死了继妻张氏，做了七年牢。万历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为状元张元汴等所救出狱。

应该说，徐文长的突围是成功的、彻底的。他晚年完全与“时”决裂，虽以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官僚权贵作画，“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几尽闭门不出，专心注释郭璞的《葬书》。公元1593年，徐文长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境遇中，以73岁高龄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一狗相伴，床上空空如也。

明代著名“夹板男”就这样怪异地逝去，你若喊“悲夫”，你就大错特错了，说明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鸵鸟“金太郎”。我则喊“壮哉”！因为历史的沙尘暴再如何肆虐，也难以遮掩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的好男儿形象，一如他坚持的文艺主张那样，本色地作文作画，本色地做人立世，任何“夹板气”都夹不住的的堂堂正正的男儿本色，这才是幸福的本真。

徐文长的突围之路告诉我们，只有突围出来，“夹板男”才能追求到真正的幸福所在，才能彰显出真正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国民精神。热播剧《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其实是一个幸福的伪命题，它试图以迎合观众对于“小家”的所谓幸福追求，鼓吹国民“大家”的整体精神麻木，当中国人个个都做了“幸福的夹板男”，则中国也就自然成了“幸福的夹板国”，面对外侮而甘愿妥协，那么，“金太郎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其心可诛，哈韩亲日族；去你妈的，金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