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治绝症父亲和助母安乐死说起

《新民晚报》5月22日刊登惠铭生的文章说，得知父亲身患晚期恶性肿瘤的陈作兵，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

5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四川籍孝子邓明建“购农药助母安乐死案”，在广州番禺区法院开庭宣判。邓明建之母李某兰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已有18年，因不堪忍受疾病折磨，请求儿子邓明建给她喝农药结束生命。邓明建起初并不答应，但在母亲的反复强烈要求下，不得以满足了母亲结束生命的请求。庭前邓明建被控“故意杀人罪”，但考虑其曾近20年毫无怨言照顾母亲，遂作出判三年缓期四年的量刑判决。

近期这两起关于亲人救治的案例，不仅涉及社会伦理道德的禁区，也触及传统公序良俗的软肋，值得世人深思。不少家庭为治绝症，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其孝心道义精神可嘉，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值得提倡。因为救死扶伤是为了尊重生命的意义，体现生存的价值，为了更多人、留下来的人更好的活着，而因为救治付出注定毫无意义的代价或延续亲人无休止的病痛折磨是违背生存意义的。正如《当代健康报》副总编辑张维所说：“对那些病重、无药可治的病人，尤其是家境一般的病人，医生就要对病人说实话，劝诫他们放弃治疗，这样的医生才是有良心的。”从这一意义上讲，避免无畏牺牲是科学务实的，也是符合人伦道义的。投射到部队建设上来，避免无畏牺牲无疑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实践中主要是避免三种倾向：

一、避免自甘“思想傀儡”的盲目追随。

绝症的救与不救，是对中国封建孝文化传统的现实审视，是古今中外生死观的伦理之争，也是崇尚科学与人文关怀的碰撞取舍。弃治绝症父亲的案例中，如果是一个草根百姓或工薪阶层，则很容易被戴上不孝、无情的道德枷锁，正因为陈作兵的医学权威身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科学的主张和态度，所以引起世人的反思，从中也足见社会进步、科技革命可以颠覆和改变人们对世界、对生活、对传统的诸多看法。

比如认为日食月亏的天象是不祥之兆，以滴血分合与否的认亲断案，哥白尼的日心说被认为歪理邪说等等。一些家庭为了给亲人治病，花光了积蓄，四处筹借钱款，病人一走了之，而后家庭背上深重负担，全家人的吃饭都成问题，其实是对封建道德和价值观的一种追随，也是对科学和真理的一种漠视，只能是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和空耗生存资源，形成社会新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并非益事。因此，我们的良心道义不仅要为一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尽心尽力，也要为时代、社会和家庭的和谐发展负责，应在兼顾利益和权衡利害中谋求双赢的最大化。

在中国，不少人信仰模糊，缺乏独立的思考、自己的主张，行事依据、是非界限有时多以具有儒家色彩的良心道义或市场经济的功利得失来判别，而非尊崇于科学和真理，其现实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群众利益考量，坚持从长远大局着眼。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导向，摒弃唯上唯书唯权唯众的思维定势，避免盲目追随的思想软骨病，自觉克服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做法，打破照搬照抄的机械模仿习惯，防止跟随大流的法不责众心理，消除盲从权势的言听计从奴性，跳出拘泥传统的不可冒犯误区，注重在一线调研、亲自体验、岗位实践、群众建议中发现规律找准方法。

二、避免陷于“利益奴役”的盲目决策。

窃以为，拼死救治绝症类似于定下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为一介孝名之“利益”所驱使，无异于传说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好听但不好学。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不乏少数。比如，我国高铁超前发展战略虽值得叫好，但却有当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之嫌，目前中国已建高铁的单位成本也达到了每公里1.3亿元人民币，一个京沪高铁项目就超过了三峡的投资总额。据审计署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铁道部2009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2009年末，铁道部负债总额已达到1.3万亿元。其中，长期负债约8548亿元，流动负债为4486亿元，每年仅还本付息就要733亿元。由于“7.23”高铁事故，2012年高铁建设大面积停工，负债率高达60％，就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盲目投入之举。

曾拥有“世界最富裕”、“最具经济进取性”、“最和平国家”等褒奖，拥有世界排名第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世界排名第一的人类发展指数的冰岛，为追求高额利益，抛弃一直是冰岛的支柱产业的渔业，大力发展金融业。以高利率与低管制的开放金融环境，吸引海外资金。导致冰岛的银行过分借贷，总外债规模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外债总额高达1000亿欧元，相反冰岛央行的流动资产却只有40亿欧元。信贷危机发生后，冰岛政府根本救也没法救，只好马上宣布面临破产。冰岛的破产之痛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上的肤浅短视，也把其盲目决策追逐暴利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

规避盲目决策之害，要求我们作决策抓落实必须冷静审慎、量力而为。在工作指导上，不图好大喜功的虚名，不定好高骛远的目标，不作未经调研的决策；在工作落实中，不走事倍功半的弯路，不干超高负荷的工作，不做得不偿失的努力；在工作作风上，不下急功近利的赌注，不干前功尽弃的傻事，不搞华而不实的形式。既要防止卯吃寅粮、入不敷出的拍板，造成人力、财力、资源的随意浪费和主观挥霍，也要警惕舍本逐末、贪大求洋的作为，防范虚拟成就的海市蜇楼和利益泡沫。

三、避免受制“胜利牌坊”的盲目蛮干。

如果仔细品味不难发现，弃治绝症父亲其实放弃的是“忠孝牌坊”，助母结束生命其实结束的是“幸福牌坊”，尽管有伦理道德的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延续这个父亲这个母亲的治疗一定程度上是在延续痛苦和灾难。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有类似的境遇，但很多人内心深处其实也树有一块类似于“忠孝牌坊”、“幸福牌坊”的“胜利牌坊”，习惯于把成功、胜利作为毕生追求，看得太重，将所谓的尘世名声、人间功誉视为脸面尊严，往往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顾礼义廉耻，多有盲目蛮干之举，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曾经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反映的一个真实战例——松山战役中，根据1944年9月第八军松山战报统计，该军在松山战役中约达5000余人阵亡，此外还有数千病员，以及支前受伤、牺牲和病故的上千当地百姓，实在是血流成河，而歼日军1260人。在军长李弥调会松山后，反思国民党军队松山战役伤亡巨大的原因，总结的第一条教训就是“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再盲目硬拼、暴露冲杀。”而究其内因，过于看重胜负而不惜代价成了伤亡惨重的初衷。而毛泽东在我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坚持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的斗争策略，就是保存革命力量，防止以卵击石的无畏牺牲。被毛泽东称为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歼敌1.8万余人。相反，如果红军为了那块“胜利牌坊”，采取盲目蛮干的死打硬拼战术，就不可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从军事角度上讲，盲目蛮干的死打硬拼并非是值得称颂的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因为战斗精神不仅是一种比斗志、比士气、比心理的意志较量，也是一种拼协作、拼科技、拼谋略的智慧博弈，如果一味强调硬碰硬的对决，只能是在拿官兵的生命作赌注。可见，部队工作实践中，要切实认清“胜利牌坊”的潜在弊害，防止走进“成功是唯一目标”的成长误区，继而以盲目蛮干的追求为之作注脚。防止盲目蛮干，弘扬精神士气，应是把爱护官兵生命与培育战斗精神统一起来，把关心官兵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统一起来，把尊重官兵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起来，才能真正继承和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