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走进死胡同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而伯父叔父姑妈，舅舅舅母姨妈也都是教师，一直传到我们这一辈，兄弟姊妹也都成了教师。我家好象与教师摽上了，掰都掰不脱……

记得三十年前我从边城下乡地返城，那是因为当教师的父亲文革中去世后，政策可以顶替一个，可是我回城参加了教育局的顶班考试，其作文题目就是“教师……”文章中我把教师比喻成一个摆渡的老艄公，一年又一年，一船又船，把孩子们渡过河，送他们翻过一座座高山，最终攀上科学的顶峰。可当他们回望山下时，那条河依旧，那条船还在，船上的老艄公仍然在摆渡……只不过他已是须发斑白，弯腰驼背的垂垂老者了。最后我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教师就是一个摆渡者，他用自己的心血，在枯操的，周而覆始的摆渡中诚实的工作着，把孩子们一船又一船的送到知识的彼岸，而自已却耗尽了心血，永远在原地踏步。他走不出那条河，离不开那条船……”据说这篇作文轰动了阅卷场，考官们竟然给了满分！以后呢，我便考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中学语文教师。我实实在在地认为这是我们家族的祖业，很为“传道授业解惑”而自豪……

当然，我们那时教语文，提倡“知识过手”，让学生掌握字、词、句、篇，能拆得开也拚得拢。那可是要硬功夫！于是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我为他们那精湛的教法，优美的板书，准确地批改赞叹不已，有的老师查词典根本不依拼音不依部首不依笔画，他只消拿起词典，大拇指指甲在一寸多厚的词典上滑动，停下一翻，所查之字就在此页，至多相差也就三二页而已！对此“神功”我简直要顶礼膜拜了……而学校追求的最高目标当然是升学率，象这样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分数当然高，升学率也就不消说了。

教了几年，特别是教了几个轮转后，我慢慢地产生了一种厌倦，每天捏着粉笔头，带着孩子们总结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然后再根据教学参考的要求，一一把知识点让学生死记硬背，一遍一遍夯扎实。随时叫学生做卷子，准备周考月考季考期考，准备教育局的统考，准备高考前的一诊考二诊考三诊考……奶奶的！莫说把学生整死，还要把教师整闭气……回想起这些教书经历，想到了四个字：“度日如年”！很多语文教师对这种感受都不陌生。大家一度认为，教语文的不过是一个“高级文字搬运工”，从网络上搜罗课件，对照着教学参考书的答案，然后站到学生面前复述一遍。想想这种境遇和重庆的“棒棒”差不了多少。棒棒下苦力挑抬扛的是货物行李家俱，就其实质来说，和我们语文教师“文字搬运”的工作都差不多，甚至语文教师还不如“棒棒”，因为“棒棒”只费体力不费脑力，而语文教师既费体力又费脑力！许多语文教师都认为，现在的语文课机械地重复，不致力于培养人，而致力于“制造”产品，这不仅不能使人心向善，反而在加速人性的堕落，说实话，学生不愿听，老师也不愿教。可是你还是得钟一响夾着书和备课本上讲堂，因为你和学生们都知道，头上天天悬着一根“棒”——高考指挥棒！在这根“棒”的驱赶下，学生、学生家长、教师都无一例外地走向悬崖绝壁。

语言是什么？语言是读、写、说、作的工具，是人们交流的工县。这首先突出了语言文字的工具性，这当然不错。但还有一点更深刻的，语言还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而这一点不知是语文教学无意间忽略了，还是有意的弱化了！人们是要通过语言来进行思维的，思维象是无边元际的宇宙，那样浩瀚无穷，那样变化精采！可我们呢？从小便在语文教学中设置了那么多标准答案，要把孩子们训练成统一的面孔，统一的发型，统一的赞美，还有统一的悲伤。

这种固定我们灵魂的工作，使教师和学生都产生厌倦，感到郁闷和痛苦。正象马克思说过的：“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照耀着什么事物，都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精神最主要的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刻板、阴暗成为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裳，可是自然界却是那样的色彩斑斓！”其实，孩子们缺乏独创性，年轻人缺乏创新思维，中国缺乏尖端人才，中国人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怪谁呢？还是先怪怪我们语文教师，怪我们从小设置的“统一答案”“标准答案”吧！从语言文字是思维工具这一点检查起来，僵化学生的思维，囚禁学生的精神，事实上就是从语文课开始的。而理想中的语文课，应该“成为学生的梦想和快乐的期望，成为思考开始的地方，成为心与心融会交流的家园”……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语文教师都不愿改革语文教学，他们在自已的教学中都这样或那样地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尝试一些新的教法。比如我就尝试过欣赏式教法，找出一些中外古典名著配乐录音朗诵，让学生们听了之后，教师评点几句，再让学生写几句体会，体会不要太长只要真实。学生不仅评语真实准确，而且在班上自己也搞起了配乐朗诵；我有时也拿出一幅世界名画，让学生欣赏，然后自己命题自己写作。我曾经拿出一幅俄国大画家列维坦的《深渊》，讲了画家创作这幅画的一些背景，学生们写出来的文章细腻深刻，感情真挚，真让我大吃一惊；记得一年高考前夕，学生们读读读、背背背……都整得二目无光，似乎成了梦游人。最后一堂语文课，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讲，我给学生们放了一首“西班牙斗牛土之歌”！那欢快激越，野性勃勃的乐曲激发了学生的进取精神，他们二目放光，手击课桌，大喊大叫……这使得几个毕业班的学生都跑到教室外观看，大家都被这乐曲所感染，血脉贲张，精神进入临战状态。临了，我只说了一句：“明天加油！”

从那堂语文课以后，我便丢下教鞭，离开了教室，离开了我的学生！原因不言自明，因另类是不可能在板结的土地上生长的……很多年过去了，我的学生大都成了单位的骨干，可他们记不得我教给他们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记不得标点符号、分句复句。但他的却爱上了语文，津津乐道于高考前的最后一堂欣赏课，记得“斗牛士之歌”……

说起语文老师的悲哀，我就想起了给“语文”这个基础科目命名的先贤叶圣陶。从晚清至民国，废科举废私塾，倡白话通性灵，叶圣陶先生从教授小学语文开始到编写语文课本，最后将中小学的课文中的语言和文章两类合二为一，称之为“语文”。几十年来，筚路蓝缕，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可当他担任了国家教育出版社社长时，却变得左右支绌，窘态毕现。一篇由他早期编定的中学课文《背影》，受到许许多多的责难，报刊杂志围剿不断。最后叶圣陶先生不得不忍痛将它拿掉！

由此可见，象《背影》这样讲人性讲亲情的文章，几十年来，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增增删删，改改补补，“道”之不定，焉能传承？于是语文教学除了以“字词句过手”的纯技术“授业”外，它哪里还有“传道解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