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一句顶一万句

这段时间看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极有感触。

《一句顶一万句》讲了杨百顺、牛爱国等小人物的事儿，许多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事儿。说话是人生很重要的交流方式，是一门学问，不是小事，极其微妙。刘震云像多年未见的老友，娓娓的讲述乡里乡间的事，朋友之间的事，人与人之间能不能“说得上话”、说的隔心不隔心的事。通透的“说道”方式，把握的游刃有余。他是在以“说”的形式来“写”。平实、通俗、有味儿，有理儿，没有“框框”“文眼”之类的束缚，完全颠覆了小说惯常的写作手法。

刘震云用《一句顶一万句》告诉我们：人究其一生，就是要找一个（或几个）能说得着话儿的人。做得着朋友的，要说得着话儿。以前“说不着”的，处着处着就“说得着”了；刚开始“说得着”的，后来却“说不着”了。默契很重要。

人与人，有默契，说一句顶一万句；无默契，一万句等于白说或无从说起。

小说中多次提到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四处找人的情景，找人做什么？无非是问话、说话、听话。真正找到了，却感觉说不到一块去了。最后真正想找的人还是没找到。最想听的没听到。其实就是听到了，心里还是没有答案。因为时过境迁，因为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竟然都可以归纳概括到“能不能说得上话儿”上。说得着的“相看两悦”，说不着的对面不相逢，看见当没看见。听着耳顺的，看着眼也顺，即便话不多，或者不说，都成了一种默契。

小说中主人公多次发出“知己难求”的感慨。

这样的时刻似曾相识，不想与人说话。即便一种孤独感被放大无数倍，即便是一个人坐着发呆，也不想融入那些个热闹。

这样的时刻似曾相识，想找朋友说话。朋友来了，却他说他的，你说你的。你们都在自己的情境里说自己的话。分手了，最想说的还是没有说，最想听的还是没听到。

当然，也会遇上畅快的沟通，你说的正好是他想说的，他说的正好是你想到的。心事和说的话总是能懂。

有人说话人爱听。说的人有兴致，听的人也当乐趣。会说的、说话有水平的，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会被“说”成就，比如演说家。不会“说”的，一万句有时也是白说，甚至会被“说”败坏。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枚举了。在大多数人看来，言为心声，所以，一句有意无意的话，说者无心，听者却会留意。保不准会成为一种人身攻击的把柄。朋友之间的情谊更像瓷器，是那样的易粹。常会被言语所伤。所以，有人就不说。不说，要么是尝到“说”的苦头，要么是尝到“不说”的甜头。人的“说”与“不说”，一看心情，二看秉性。

人生真的是成也在“说”，败也在“说”。刘震云大概对人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所以才写出像《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这样有意思的耐人寻味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主人公杨百顺、牛爱国的心理活动描写十分细致，说话做事都符合当事人的身份，又符合人的共性，小人物的劣根也是我们人类的劣根。刘震云写得让人由不住想笑，笑的同时又有点心酸。

《人民文学》2009年第二、三期首先推出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让人于不知不觉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人都渴望知己，人生需要知己，也许只有付出真心才能收获真心，人这一辈子就是为寻到能说得上话的知己和伴侣。知己就是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