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五四时

写下这个题目时，事实上，已经2012年5月5日。5月4日这一天，身为青年、教师的我，在紧张忙碌的备课中，侃侃而谈的讲课中度过。就是93年前的今天，发生了改变中国近代历程的五四运动。

我有时就想，如果把我放到那个特殊的时代，我会怎么做？会不会走上街头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还是躲在书斋里安静的研究学问？还是帮着北洋政府劝学生回到学校安心读书？

一切都是未知数。

五四，对于我太熟悉又太陌生。毕竟研究历史多年，五四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从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到张鸣的《北洋军阀与五四运动》，再到《剑桥中国史》，不知都看过了多少遍，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可是又太陌生，为五四写点文字吧！却不知从何写出，明明想说的话太多却无从下笔。尤其是读书日久、阅历增长，思想进一步转变，对五四的印象又模糊了，只好信马由缰。

也许一个偶然细节却能深深地影响历史发展，让我们把细节放大，来预测历史的何去何从。

如果当年的北洋政府能够在巴黎和会上顺利收回山东权利，恐怕就没有了五四导火索。

如果当初不是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在历史教科书和人们的传统印象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就是这个坏东西有胸怀让政敌国民党人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就是这个坏东西给知识分子高薪水。北洋军阀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恰恰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倘若不是北洋政府，换做任何一个威权政府，恐怕五四也不会有当年的盛况。不要说教育部苦劝学生回校读书，哪有步军统领衙门和军警给学生道歉的道理。

如果当初不是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要是一个满脑浆糊的老官僚担任北大校长，恐怕就不会聘请陈独秀、胡适等人来校任教了，也就没有了名动一时的北大文科长了。不能不说那时的教育家思想先进，能够让文化多元发展。同时也重视人才，能够引进新思想。

如果当初没有陈独秀被迫出走北大？恐怕局面又不一样。有些事真是好玩，如果当年蔡锷不去京城八大胡同，哪来小凤仙助其逃跑，云南讨袁的千古佳话。这次主角轮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嫖妓在社会引起广泛争议，最后他离开北大。他的好朋友胡适先生后来不无遗憾的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汤尔和），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不过可细想，如果陈独秀还是北大文科长，估计不会亲自跑到大街上发传单以致被军警逮捕。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会成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吗？自由主义会在中国生根发芽吗？

自由主义者李敖先生曾系统谈到五四。他说“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当然了，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救亡压倒启蒙”，注定了自由主义的凋落。有时和朋友们交流时总是谈到中国的群众为什么那么逆来顺受，就是因为思想不解放，个性不解放。中国需要一场深刻而影响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本来可以充当这一角色，奈何疾风暴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文艺复兴大约经历了300年。可是中国形势容不得300年，因此武装斗争成为影响近代发展的主要形式。现实告诉国人：“枪杆子出政权”。

历史真是众多偶然组成的必然。当我们回首五四，感慨同学少年时，历史的长河浩浩汤汤前行了几十年。几十年中有建国的激情、文革的苦闷、改革开放的喜悦。

93年后，我站在教室里，看着埋首书本的学生，感叹昔日的五四群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