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文学的一点思考

萨特说：“作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体感受。”而当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60年的迢迢征途，在这个文学朝圣的崎岖小道上，行者如云。闭着眼睛，把绳子一抖，就是一大串。当我们站在世纪金融风暴的漩涡中，审视这路上已经走过或者正在路上的痴迷者，在这许许多多的文人之中，我们被无数的喧嚣裹挟过，被无数的泡沫诱惑过，被无数的新奇振奋过，但一直没有恒久地被某一人一文本感动着。

这并非我的装腔作势，也非孤傲。我在审视西方的文学的时候，对比当代中国文学，心中汹涌着无法排遣的悲情。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足以让我们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在主体精神方面的突围，已经显示了倔强的势头。然而，距离真正厚重的大分量的作品，还很遥远。

尤其在我们引以自豪的小说、散文领域，在新时代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向左？向右？很多的人挥舞着现代或者更后现代的形式，美其名曰：世上最美的时装。其实是皇帝新装而已。也有部分人坚持老祖宗的传统，拒绝外来的东西污染了圣洁的殿堂。而形式并不是决定的因素，许多作家致命的伤痛恰恰在于哲学层面的贫穷和审美层次的低下，他们既看不清外在的世界也看不清内在的自我，欠缺精神上超越与深邃。

我们幸运遇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最丰富的材料，最丰厚的土壤。从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语境完全开放的时代，为我们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无限的时空中，我们的笔触指涉往昔的繁华烟云，关照现实的人性，思索永恒的人生，探索我们的民族走向和体味作为人在这个波云诡谲的时代大潮中命运的沉浮，人性的演绎。这是一个完全而且理应诞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回首60年新中国文学历程，我们觉得影影撞撞的模糊，却看不到一个最醒目站在历史高地的背影。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尴尬的事情，让我们以文学而自豪的古老文明蒙上了一层阴影，惭愧和耻辱疼痛着文学朝圣者的心。可是海子在山海关无限延伸的火红鲜血，并未给中国文学任何期许的亮色。

言说历史，思及祖宗给我留下的奔腾咆哮的深厚的文明和博大浩瀚的文化积淀，我们为祖宗骄傲和自豪。同时，我们也为曾经的耻辱和灾难而痛心疾首，壮士断腕。最终我们落后了，挨打了，其中终极原因何在？而今天，作为世界上可以指手画脚的大国，我们却又缺乏相应的底气，我们精神底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迷失在信仰之中？我们改革到底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呢？遥想庄周守望的那一轮月亮，能否在这个冷硬而喧嚣夜晚升腾？在欲望和金钱面前，我们的作家失去了话语权，丧失了文学的主体精神。

作为作家，就理应凭借超越性的立场，睁开人类黎明般的眸子，去探视历史的迷雾，触动现实存在的荒谬，穿越历史的泥泞，咀嚼当下的困惑，用我们的灵魂去倾听和述说断裂、惶惑、多余、撕裂、绝望、破碎的种种生命轨迹。如果把我们文学放在世界的文学大坐标系中，就显示了肤浅、畸形的一面，在文本的高度，艺术的厚度，精神的深度，学术的宽度等方面，总是流于浅尝辄止，欠缺绝对的高度、大气，凸现了与我们五千年文明不相称的贫乏。偶尔会有几个人在某些方面掘进很深，但精神的关照的绝对海拔总是不够。就像五岳之首泰山，在古今文人心中，巍巍乎高山，不可超越，但和青藏高原任何一个盆地相比，泰山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只因其绝对海拔之故。

但我们幸运碰上了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文化场，所有的因子无序排列组合，文学场能被空前激活。强大的磁力突然之间蓬勃了当代文学的原野，一切内在和外在的思潮已不可遏制冲毁了旧有的大堤，鲜活了文学的花园，小说、散文、诗歌一时异彩纷呈。过往的旨趣和陈规陋习，都在行将干涸传统之河流中沉沉浮浮，消逝了曾经的荣光；现代后现代等反传统反理性的暗流喷涌而出，一时沧海横流，蔚为大观。新旧交替，新旧冲撞，伴随着阵痛和痉挛，一度沉寂的文学领地，把冬天扼杀在春天的花蕾上，摇曳出万紫千红。这着实沸腾了我们的心。一批大家级人物，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陈忠实《白鹿原》，张承志的《金牧场》，余华的《呼唤与细雨》、《兄弟》，尤凭借其强大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广大读者的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事，在中国当今文坛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但是，我们的许多作家，面对西方两百多年堆垒的纷繁芜杂的思潮，众多的哲学观照，数不胜数的文学流派，“乱花渐欲迷人眼”，忙于赶路，求新，追新，逐新，翻新，更新。怎一个“新”字了得。当我回首许多文学家走过的路，他们往往错失了最美的风景，迷失了自己独有的星座。那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一个独特而且无比珍贵的“这一个”。那可是足以立足仰视的灿烂星座，却因为浮躁和匆忙，我们迷失了文学主体精神，甚至有点人压根就没有过主体精神这一概念。我们惊叹于余秋雨的爆发，一度沉溺在激情的文字里。他，余秋雨，的确了不起，他以他的文字改变了汉字的叙述方式。人们突然惊讶于汉语原来也可以这般美丽。可是，他那蹒跚的脚步没有跋涉多远，边江郎才尽，后期的无病呻吟着实不敢恭维。为什么就不能恒久地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而述说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感悟和理解？

文学之美不在于你的新，文学的本质是你回眸历史，体味现实，思考人生的时候，是否高高飘扬着一面猩红的大旗——文学的主体精神，通过文学关照历史和现实的内涵，体现出人性的思考和对苦难的悲悯，从而救赎灵魂。但我们的文学者，在本质上是孤独者和悲观者，个人的冷风苦雨与时代提供的大舞台，形成了巨大的心灵落差。诸如王安忆，一位优秀的女性作家，细腻的感知、生活的元叙述，是其屹立于文坛的招牌动作。但过于繁琐的生活叙事，截断了对历史的关照，对人性的思考。由于表面化的思想，欠缺对灵魂的掘进，终究成不了大家。

而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急剧变化，外来的文化渗透，强烈的冲击，让文学者思维脱离了原有的轨迹。整个文化场能迥异传统。他们的人生观、文化观、道德观受到了全新的洗礼，生活体验、人际关系、情感演绎、审美视角，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传统，深深的孤独和人性扭曲的深渊意识，响彻了曾经的一个时代。后现代的迷惘和文明的丢失，精神家园的荒芜，促使我们思考这个如同魔方般散发着无穷魔力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却一直匍匐在喧嚣与躁动的脚下，沦陷在自恋或者他恋的泥淖中。

中国当代文学因其绝对文学的主体精神海拔高度不够，几乎可以忽略的命运，无法也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世界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先锋派诗人周佑伦，无论在诗歌、文学理论、文学派别建立方面，当代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的《刀锋》和非非主义，创造了一个中国现代诗歌的时代。周佑伦的才情罕见，他的思维更是独有，对哲学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作家中，是少见的，故站得高，看得远。对传统的颠覆，对崇高的戏谑，对英雄的反动，对内心超验的关注，对经典二元论的抛弃，着实鲜活了一个时代，缔造了一个平民意识的诗歌时代。但由于政治的原因，他还没来得及充分起飞，天才的思想在牢狱里陨落了。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这是文学本质问题，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大事，是中国当代文学家必然要面对的，不管你倾向东方传统的黄河文明，还是吸纳西方文学的蔚蓝色海洋文明，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注定了内心的惶惑，选择的无奈，整合的阵痛。但所有的文学者，都无法回避，而且别无选择。昆德拉说过：“任何文学都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都有其特有的主体精神在文本中熠熠生辉。……”

在新旧体制的冲撞中，文化方面往往表现最为前卫。人们都喜欢以革命自居，标榜自己如何如何进步。大多数人无一例外走向了传统的背面，对传统大胆地颠覆和反动，用西方的人文主义、基督精神、存在主义、荒诞魔幻等等寻求文学上的突围，似乎不对老祖宗踏上一只脚，就不是革命者。鲁迅对传统的反叛，一直诱惑着更多的文学爱好者，以狂人自居。阿Q的幽魂一直在我们当代的心灵上空飘荡，时不时冷笑一声，鬼魅般游走。时至今日，跪拜在西方美神的中国文学者，队伍不但膨胀，思潮依然波涛滚滚，不可遏止。

什么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结构主义、表现主义、语言分析学、魔幻主义等等，现代、后现代热热闹闹在中国粉墨登场。张炜的《古船》，是对马尔萨斯《百年孤独》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模仿，当然，水平明显高于鲁迅对屠格涅夫《狂人日记》模仿的水平。阿来立足西藏，欲效仿莎士比亚。听说今年10月世界图书节，阿来的《格萨尔王》要印成10种文字，走向世界。阿来发话了：“中国文学一直被世界低估了。”阿来的豪情鼓舞人心，狠狠涨了一把中国人的志气。但是“泰坦尼克号”一直飘泊在大西洋布满冰山的海面，没有显示出未来的希望，更不可能祷告她有一天会在中国的码头停靠。那蔚蓝色的海洋永远不可能澄清黄河与长江，看来完全依靠海洋文明是不可能完全拯救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

有一句经典台词：“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我们的文学要张开梦想的翅膀，飞翔在无垠的天空，那么，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的一对翅膀：一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相传的“天下情怀”；二是超越历史与现实苦难的“基督情怀”。缺失任何一翅膀，只能是折腾和冲撞，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飞翔。如果我们无视传统文化积淀，我们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意味着背叛；如果我们拒绝西方文学的瑰丽与伟岸，固步自封，将牵扯着前行的脚步，唯一的意义就是诠释了什么是自恋。

“天下情怀”张扬的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无所息的精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襟怀。作家怀着一颗对民族和社会深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站在民族的黄土高坡，从民族存在和走向的视角，关照当代人的存在境况，传达出埋藏在生命意识深处的灵魂的思考，发出撼人心魄的灵魂的声音，如阎连科的《风雅颂》。但是，这个伟大的时代，造成了精神的缺席，我们的精神至今还在改革和金融危机的路上，徘徊、迷惘。造成了文化弱化、信仰淡化、官场腐败、人性颓废、道德危机。经济辉煌的背后是重重社会危机。清醒的中国人忧心忡忡：中国该向何处去？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尤其是站在时代最敏感前沿的文学者，深切感知到，我们的时代需要大思想、大魄力、大文化的精神。而这精神可以是外来的，例如马列主义创建了新中国。也可是来自自我的超越，例如中国的改革。但内在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这毋庸置疑。

在这方面，贾平凹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人物。《天狗》、《怀恋狼》、《废都》、《秦腔》都是厚重的大作。《秦腔》中，他用朴拙的文字展现八百里秦川的文化精髓，将一部部奇书传到人间。《废都》，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中国土产大作，对社会的认识之深刻，令当权者颤栗；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刻画，直指血淋淋的绝望。那一只春蚕，揶揄了多少高高在上的权利，庄之蝶的命运，又浓缩了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黄钟大吕的声音，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也让无数的人当权者畏惧。贾平凹以其深刻和睿智，登上了文学的峰顶。但又因其对传统《古今传奇》的继承，《金瓶梅》似的自然主义写法，给嗅觉特别灵敏的御用文人给予了把柄。这不知道是贾平凹的悲哀，还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放眼一看，別里科夫的影子在每一个空间无处不在，我毛骨悚然。贾平凹是一个真正体现了天下情怀的作家，他所达到的高度，令人兴奋，但是屡屡因为直指社会痼疾而遭遇查禁，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我们完全可以体会贾平凹那份旷古的孤独，也可以想象真正文学在中国穿行，道路是何其泥泞坎坷。幸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希望是永远的结束。

在我们这个精神沙漠化的时代，如何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立场，如何传承文明的薪火，实实在在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抛弃了我们五千年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将“天下情怀”遗忘在昨天的风里，我们注定成不了新人，还会丢失自己。流沙河说过：“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作家也只有立足黄河文明的厚重土地，展示古老民族神秘而丰厚的文化底蕴，揭示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所发生的巨大阵痛，我们的当代文学才有扎根的可能，任何的无视都意味着背叛。路遥用生命铸造了《平凡的世界》，从正面刻画大变革时期青春的含义。但是，他的不成熟和他的文字的政治性成正比，实在不敢恭维。所以，我们坚守的不是政治，而是我们一直漠视的人性，是人！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的同胞的呼吸、草烟、辣椒、馍馍、犁耙的生存状态和卑微的呻吟。

“基督情怀”是“真正的基督精神，不是高贵，不是不可侵犯，甚至不是居高临下的悲悯困苦者，基督徒不仅因为信仰宗教意义上的主，更听从主的旨意而得到救赎的来自于尘土的灵魂。”深深地忏悔意识，赋予了文化浓重的批判色彩，对灵魂深处的罪孽的忏悔，建构了真正的精神价值观和苦难观，传达出对人性，对人类，对存在的深刻追问。

基督精神核心的信息是个人灵魂的救赎。当列夫？托尔斯泰陷入生活的绝望，他将个人的苦难转为对人类的救赎，“在十九世纪末的黄昏的阴霾中，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这才是真正宗教意义的信仰！而这种基督情怀，在中国文化自身里是没有的，在当代中国的文人骨子里是不深刻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有的文学者，拿来了西方的基督精神，可是脱离了中国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他们获得的不是自我文学品味的提高，而是企图用这一标签炫耀自己的优越，实在可悲可怜可叹。这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使我们文学的悲哀。

这两种情怀，在清醒意识到人与自然、社会、宇宙的分裂和对立上，殊途同归，同时认识到了人悲剧性意义的存在的荒谬。但这两种情怀面对人的苦难，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有天壤之别，凸显了东西方文化巨大的质的差异性。“基督情怀”咀嚼苦难，散发着浓重的原罪色彩，在苦难面前，刻骨的忏悔意识，彰显了灵魂的厚度和人性的宽度，在超越个体之时抵达神性的天国。“天下情怀”直面苦难，选择悲壮，悲壮不了，选择消解，在微茫的苦涩中依稀看到黎明不可抗拒的亮色，为世俗的人矗立一面面神圣的大旗，召唤着人们隐忍和坚强。

所以，我们的文学大多停留在人性的抒写，社会的思索，政治的盲从上。很少有人撑一支长篙，驾一叶基督精神的扁舟，徜徉在中国天下情怀的河流，对苦难的追问，对灵魂原罪的忏悔呈现出不应有的缺席。用我们的文字将大众、传统、现代、后现代联系捆绑，认识最简单又最复杂的“人”。“我是谁”，“在哪里”，“从哪来”，“到哪去”。这不是简单的个体体验，而是对人的终极意义的关注和思考。阿来在这方面的执着和成就，无人撼动。他的《尘埃落定》，虽然叙说了西藏最后土司的埋葬，但对人的思考，借助一个傻子的头脑，思考着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命题。阿来的人文终极关怀，直抵人的心最柔软的部分。

这些形而上的命题做形而下的文学意义上的呈现和思考，从而重建我们的精神和文学家园。文学关注的命题是沉重的，苦难中的微笑，哪怕是苦笑是不用伪装的。在苦难中坚持东方文明对明天的期许，固执西方文明对苦难的救赎，我们古老的文学河床将激起如山的浪花。

这方面，阎连科成就最高，他的《风雅颂》震荡了整个文坛。文字里对命运的悲悯和对传统的回归，如双子星，交相辉映。更为罕见的是他后现代的全新笔法，妖冶异常，如罂粟，芳香浓烈，慑人心魄。阎连科，完全是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作家，他站在东方的哲学高度审视一切，叙说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故事。他又伫立在后现代的高坡结构一切，将关注天下巧妙隐含于西方基督般的悲悯和关照上。阎连科，用锋利无比的刀，把知识分子解剖在大庭广众之下，虚伪、懦弱、猥琐……完完全全被历史和权力阉割了。但是，阎连科不像贾平凹那么悲观，他用诗经古城导引着世俗的灵魂，回归传统的家园。

如果“天下情怀”与“基督情怀”在我们作家心中合流，以“天下情怀”为主体，以“基督情怀”为依托，我们的散文自然而然呈现诗性、审美、哲思的完美结合，折射出高出常人的终极关怀。但人不可能自己救赎自己的灵魂，只能依靠冥冥之中那一股天性就具有的超验性的力量导引。这就是一份宗教般的信仰。

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如果站在哲理的高度，用现代的眼光解读传统，吸纳新潮，关注现实，把人的存在摆放在艺术的中心，结合独特的个人体验去创作。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崭新的当代文学的时代就扑面而来，无可抗拒。

手稿于2009年9月10日，修稿于201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