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古代学术的演变（二）

历史上从事学术的人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出于兴趣爱好，淡泊名利，工心学术的人。由于在封建社会中，我国学术缺乏独立性，基本没有为纯粹搞学术的人提供生存的土壤，这类人凤毛麟角。二是为了生计生存的需要，以研究学问为主业的人。三是以功利为目的，或是扬名，或为仕宦，为达目的苦心钻研者。四是取得一定官职或社会地位之后，利用更为优越的身份和物质条件兼顾或专事学术的人。五是仕途受挫，不堪压抑，返身学术领域的人。或者还有其它特殊情况进入这一领域的人，或者上述几种情况兼而有之，但第四、五种情况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也是中国学术与政治密切联系的重要原因。比如汉时设有五经博士，有的朝代设有翰林院，确有既为官又治学者。科举时代，为求取功名成为做学问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很难分化出专职学术的人，即使有也不会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术是低着头弓着背匍匐着或屈曲着前进的。

中国学术的演变因与政治关联度较高，进展和分化是缓慢渐进的。从孔子说起，说他是伟大的教育家，主要是因为他在办学讲学、著书育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并没有把做学问与做官分开，他提倡学以致用，并积极地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后因无国君采纳而屡受挫，归而专事讲学、育人和著述。孔子学以致用以及后来儒家讲求的用世入世的思想，反映了在中国做学问的主要功能。其实这在以后的统治时间相对较长的朝代里，尤其是与科举制粘合起来之后，这一主要功能则表达得更加直白，做官成了做学问的直接目的，或是终极目的。直到现代生活中，仍可体味到这种思想的遗存，比如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仍有家长寄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将来好做官的望子成龙的想法。那么中国学术在这种长期的紧密的粘合中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也不可能迅速分化。但尽管分化缓慢，却在不断地进行着。

我们试着做一些中国学术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分析吧。

分析之一：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在社会需求分化的促使下进行的，是通过一些人做学问来表现的，也就是说通过职业分化来促进的。即社会需求分化促进了职业化，职业化促进了学术发展。上述列举了古代从事学术的人的五种情况，对社会需求分化略有涉及。一是文化继承需求。人类进步是靠后代推动前辈实现的，后人要超过前人必须要继承，社会要发展进步也必须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但随着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和复杂化，仅靠父母及族人的言传身教已远远不能够完成继承的需求了，就要求分化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收集、整理和传授的工作。二是社会认可需求。一些人做学问就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可，比如扬名或做官，并通过社会认可获得社会地位，从而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三是兴趣爱好需求。不排除一些人做学问只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也是人的求知欲的表现。四是生计生存需求。有些人做学问的理由和动机就是为了生计，并借此生存下去。这些需求直接导致了人的职业行为的变化，必然会分化出一些人从事学术去做学问。职业行为就是讲学办学、著书立说、整理抄印传播等，职业称谓为“子”“师”“先生”及相关官称等数种。职业场所也是逐渐发展的，有官学、私塾、书院等，比如有庠、黉等的存在。官办及其它形式的学术机构、职阶称谓，这里不再述及。

分析之二：学术当属上层建筑领域，任一时代的学术都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又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统治者获取、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就需要有一套自己信奉的行之有效的统治理论。孔子周游列国困厄而归，说明为激烈的生存竞争而焦虑的列国需要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治国理论，儒学解决不了他们的的生存危机，也不能助秦统一六国。秦用法家学说，利用法的严苛约束力，组织起强大而有效的兵民协同的战争机制而一统六国，却败于劳民不止。而汉初文景之治信奉老、庄，与民休养生息，遂使政权得以稳固，为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奠定了基础，此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复又兴起。由此可见，学术兴衰由时代需求决定着，同时也受统治者倡导或贬抑的直接影响，统治阶级的好恶既可促进也可压制学术的发展。但一般而言，学术的进步与时代的进步是有着协调同步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