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农”字头工人

改革开放和推行联产承包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本地乡镇企业和户籍地以外的城镇大量涌入，从事适合自己的一份职业，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从而派生出一个词汇——农民工。就职业划分而言，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但从事工人工作的农民却不能叫做工人，非要在“工人”前面加上“农”字头，这是一种固有的歧视观念在作祟。更有甚者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叫做打工仔，成了外出打工农民的第二个代名词。

“仔”与“崽”是通假的，不由使人们想起了那刺耳的话，既“崽子”，进而又联想起“文革”动乱时期那些“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子女，通通叫“狗崽子”，还有那西方的“牛仔”，东方的口头禅“兔崽子”等等之类的，同样有一种被人瞧不起和奚落的感觉。

笔者以为，要取消“农民工”称谓，或称工人，或称进城务工人员，或从事什么职业就以职业称谓，这是消除人格歧视和城乡差别的要素之一，也是给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灵慰藉。

在人们意识中摆脱不了对农民的歧视，根深蒂固。即使是做了企业高管，或者考上公务员，也往往会被看成农民工高管，农民工公务员。即使当了县长、省长，你虽然口头上不能叫他农民县长、省长，但在心底还会把“农”字头加在职务前面。

城市户口的人生的孩子就是城里人，而农村户口的人生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农民，请问刚出生的孩子与从事农业一点关系也没有，怎么就是农民了呢。也许这就叫城乡差别，户籍的差别。衍生而来的就是人格歧视。

有一种定义是比较科学的：『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但这样的长句子叫起来非常麻烦和拗口，不能作为称谓。笔者倾向于：从事什么职业就称谓什么。例如：从事煤炭工作的——煤炭工人；从事企业会计工作的——会计；从事服装生产工作的——制衣工人，从事产业工作的——员工，等等，以此类推。无论从字面上还是称谓上，都没有了“农”字头，彰显平等。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大约有1.2亿人左右，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型产业大军。他们的触角伸到四面八方，在那又苦又累又脏又危险的地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获取可怜的薪水，省吃俭用，余下部分寄给家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渴望生活能够好一些。

农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往往与他们连系在一起的是贫穷和愚昧。为了生存，仅仅靠几亩薄地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无奈之下，他们依靠自己勤劳朴实的本色和仅有的一技之长，在举步艰难中，出大力流大汗，拼命为老板工作，攒下一点少得可怜的人民币，养家糊口。他们能盖得起洋房，却住不起；他们能造得起轿车，却开不起；他们能做出昂贵服装，却穿不起……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最脆弱的人。可恨可气的是，竟有那么一些昧了良心的人，拖欠工资打白条，更甚者赖帐或根本没打算给报酬，良心让狗叼去了。你说让人家怎么活？怎么向家人交代。他们心里在流血，无时不在痛苦的呻吟。可想而知，没有这一亿多农民兄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没人愿意干的事，还有那么多腰缠万贯的老板吗？他们靠谁赚钱发财呢？

背井离乡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在衣食住行、养老扶小、子女就学、生老病死、福利待遇、欠薪逃债、技能培训、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有着许多困难和辛酸。能否与城里人一样看待，政府在努力，企事业在努力，许多人也在自身努力，但路途遥远，也许几个世纪也解决不了，这就是东方的城乡差别。

过去对社会职业有“三十六行”这么一说，现在恐怕有“一百零八行”都说不准，为什么非要在精神上折磨他们呢？为什么非要在物质克扣他们呢？他们是下等人吗？否！中央的“三农”政策给了最好的回答，他们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要的补充，是工业化进程中难能可贵的生力军。

他们需要全社会的尊重，因为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付出了爱，创造出无比丰厚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