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人采访录之二

采访王士杰

时间：2008年5月11日

地点：某县城傅岩商场王士杰家。

采访人：靳平凡

被采访人：王士杰，男，生于1928年农历5月29日，别名王进宝，原系茅津北门外后沟人，现在是圣人涧镇新湖村第四居民组人，离休干部。

采访动因：在幼儿园巷书摊上与一位老人谈起佛教与道教的区别，他一窍不通，但一谈起历次战争颇有头绪。故采访之。

采访印象：老人已八十，但看上去像不到七十。参加过抗日，参加过解放战争中前两次打运城、挺进大别山、入朝作战。最高军职到团级。他叙述事情还算清楚，我侧重于关心他的抗日故事。

在场人：保姆李清贤，张村窑头人。

茅津街杀鬼子

（王士杰口述，靳平凡整理）

1943年前半年，我从寨头回到后沟土窑，成天给日本人抬水顶差。时间一长，翻译官让我给日本人帮灶，说了一个月，我怕不答应会挨打，就去了。

翻译官陈发祥，河南济源人，不到三十岁，个头1、75米左右，不胖不瘦，皮肤白皙，不戴眼镜，看着挺精干。当时茅津驻日军两个连，一个连守渡口，那儿有汽船十余艘；一个连守弹药库、军需仓库。陈翻译是守仓库的日军翻译。

我帮灶时，看到做饭的是一名日本士兵，用杀猪锅做大米饭，用柴火烧，日本人喜欢干溲溲的大米饭。当时茅津街已拆掉，拆下的木料拉到南坡岗楼。我穿的是日军军装，由于穿着整齐、卫生，还受过口头表扬。

三个月后，我和许多日本兵都熟悉了，陈翻译对我也有了了解。有一天，陈翻译对我说：“宝弟，咱拜朋友吧！”我觉得他这个人挺不错的。又过了三四个月，一天晚上，陈发祥找到我要换帖，这样我们就成了拜把子兄弟了。

到1944年2月，有一天傍晚，陈说要介绍我入党，我问他：“什么党？”他说：“共产党。”

我说：“你是什么人，还敢介绍我？”他说：“保密保密！”我就对他说：“你要在党我就入。”当天夜里，在仓库西边百十米远大街口的红薯窖中，由陈发祥、王定邦介绍，我宣誓入党。5个党员当即商量暴动。大家挨着谈暴动时个人怎么干。

陈发祥首先发言，他说：“我利用我的身份拾掇岗楼站岗的，我到他身前，找他一个毛病，说他什么什么不对，打他的耳光，他肯定嗨嗨，然后，我抽出指挥刀砍掉他的脑袋，我就这么干。”

王定邦说：“我站在崖顶放哨。”

宋进田说：“我撬仓库门和解马三两人装二十个驮篓。”当时计划用二十头牲口抢运武器弹药。解马三，圣人涧人，马夫，中共党员。

我说：“我拾掇那个流动哨。成天有媳妇、老婆提小筐、拿笤帚扫路上的大米，有两个媳妇是破鞋，谁叫都去。我叫一个媳妇和流动哨到窑里边，那个日本兵肯定会把枪靠到墙根，趁他们热火时，我用枪刺死他。”

当晚决定在第三天行动，计划把二十驮篓武器弹药交吴仲六游击队。

谁知道第二天陈发祥嫌人少，又想动员装卸工（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这个晚上，又在红薯窖开会，陈发祥说：“又动员了装卸工13个人，连同我们共18个人，力量就大了，可以多弄些武器，。暴动时间定在后天，，晚上一两点仓库门就得撬开！”次日，那13个人中有一个国民党军队排长叫张三的，是小苦力头，贪生怕死，向日本人密报了这次行动。当天晚上，陈翻译被抓，被刺死抛到黄河中，连死尸都不见了。陈翻译死得很英勇，很有咱中国人的气节，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向日军泄露，由于是单线联系，才避免死更多的人。王定邦、宋进田向我打了个招呼都撤走了。我没跑，我认为没暴露，照常帮灶。我考虑做为中国人，非得报这个仇，拼他个鱼死网破，，不要说咱还是党员。

仓库内部的被服是老百姓在整理，我可以自由进出，瞅空偷了一把手枪，，一排子弹（约40发），别在腰上。我计划先拾掇张三。这个张三，长脸，1、7米左右，不胖不瘦，灶房剩下的大米饭，我三天两头叫他来吃，别的俘虏都饿得精瘦，他不瘦，很听我的话。这时候，日本兵做饭的已换了三个人，我成了坐底的了，有些新兵我还打过他们。

过了几天，在一个傍晚，我对张三说：“大太君说明天不要耽误装卸，车辆多，我什么时候叫，你什么时候起。”他说：“行。”

第二天晚上一点，没有月亮，我到张三住的小窑洞窗前，我喊：“张三，张三，我听汽车响，你快起来，咱两人招呼着牢靠些。”他起来后，我说：“到北门里头再听听，看来了多少车。”当时手枪就在我腰里，已顶火。走到上街十字路口，（后来是供销社的十字路口，就是解放后茅津饭店十字路口）北边一些，我掏出手枪朝张三头上开了一枪。白天，我和住在我家的白松林（当时是党的情报员，后来做过吴仲六的警卫员）联系好了。今晚，白松林就在边上躲着，我对他说：“你先停一会儿，看日本人好交代吗，看日本人还说什么不说。”

我抄小路刚下坡到仓库门口，那名日本流动哨就喊我的日本名字：“伊季鲁！”

“嗨！”

“八路兵阿鲁（有）？”

“阿鲁阿鲁！”

“开路！”他让我领他去看。

我从大路引他到张三死的地方，我指张三：“阿鲁阿鲁。”他凑跟头一看，我对他胸部开了一枪，，他倒下后，对他头又开了一枪。白松林到跟前后，我说：“你先把步枪拿走。”

我就从大路返回，岗楼里日本站岗的又喊：“八路兵踏过桑（多）？”我回答：“踏过桑踏过桑！”日本兵都起来了，拿着枪。一个排长给我下令，给我一名老兵，一名新兵，说：“伊季鲁，尼米（两个）开路！”我领他俩到死尸边上，他们都低下头看，我拿出枪开了两枪，第一枪打在老兵头上，第二枪打在新兵胸部，这个新兵我曾打过他。呦，他两脚还在蹬，我又在他脑袋上开了一枪。我叫来白松林：“这两枝歩枪快弄走！”同时我赶快装上了子弹，这时候又来了两个日本兵，我一指说：“八路兵死啦死啦！”我连开四枪，撂倒了这两个，后面再没有日本兵上来。今天这个事干大了，怎么向日本兵交代，我也没有时间想，就选择向自己的右腿当杆旁开了一枪。白松林过来又拿走这两枝枪，我把手枪也交给他，这玩意我不能带，让他快走。我往回跌，还跌得特厉害，，一路上把血在腿上抹了抹。到了岗楼，日军排长喊：“伊季鲁！”我指了指腿，排长让两名日本兵扶我进窑洞。第二天，用汽车把我送到八政据点日军医院，那药也好，骨头虽劈了一点，不到半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