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弹琵琶也谈“孝”

孝道，似乎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一个专用词语，它包涵着“德”与“行”的统一。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及其重要的位置，它在中华民族文明产生伊始就应运而生了。现在我们看其发展，总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提炼，汉家王朝的推崇使其光大的。

孝道是中国伦理维持的需要。中国伦理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干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思想，影响最深远，发展最充分、最完备。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是“仁”。“仁”即“爱人”，是总的道德原则。儒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义”指各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包括忠、惠、孝、慈、悌等。汉代以后，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被概括为“三纲五常”，其中又以体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忠”、“孝”为根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体系。千百年来，中国的孝道思想，一直支配着人的伦理思想，也成为政治家最好的武器。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当共叔段在其母一味地纵使下，不断做出有违忠悌的事情时，庄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果然，兄弟之争，共叔段很快以失败告终。后面是精华部分：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颍考叔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郑伯身上，可谓感化了君主的心，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君主没有违背伦理，以孝道感化百姓，征服子民。

孝道是政治统治的需要。西汉时期的儒学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希望通过政治的力量来巩固儒学的地位和推动儒学发展。而纵观整个儒学，孝文化是其极其重要的部分，因此，董仲舒借助儒学政治上的优势，把神学迷信思想融入孝道中，使得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神学化，迷信化，并由此提出了“三纲”学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要求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是统治阶级用来钳制百姓的思想工具。汉代“举孝廉”的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这很合乎汉朝当家人的口味。据《汉书》载，汉代的“孝治”思想由来已久，刘邦当上皇帝后，高举“孝”字大旗，大汉尽吹孝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借题发挥，把“孝”字大旗创造性地发展为自己的政改策议。汉武帝“从善如流”，于是纳董建议把“举孝廉”确定为基本的用人制度。从此，大汉便将“孝、廉”作为选拔朝廷官员德行标准，每年都要在全国进行一次“举孝廉”，全国各郡荐一名孝子，一名廉士进朝入仕。我们暂且不说古代举荐人才的某些弊端，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汉代的这种选人机制与标准是绝对具有先进性的。试想，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道，怎么会对自己的君主忠心？怎么会在关键时刻为家国而慷慨而就？反过来说，在古代的君主开看，一个不懂得孝道的人，纵使有满腹经纶，也是傻子一个，蠢材一物而已。

孝道是人类传承的需要。什么是孝？“孝”是由“老”字的上半截和“子”字组成，老在上，代表父母，子在下，代表子女。孝《劝孝歌》中说得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孝顺理当然，不孝不如禽。”一切生物都有“爱幼”的本能，但“孝”却是人类独有而永恒的行为。孝道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没有孝道，可以说几乎是败笔。翻开很多书籍，我们时常看到不少有关孝道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往往成为美谈。

“卧冰求鲤”的故事可谓是稍有笔墨的人都知道。大概故事是这样的：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王祥的孝道，其实是一个延伸与传承。由自己的亲父，延伸至继母，用自己的孝道感化上天，感化亲人，为后世做出表率。继而，后世之人以其为楷模，在二十四孝图中被受推崇。中华民族固有的审美评真的标准，让后来者懂得了如何去继承先人的精髓，也就出现了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先进文化。

现代人如何做到孝道？有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即所谓孝，就是强调人的一切行为必须遵从“周礼”，不能违背。大家知道“周礼”是封建社会约束人们行为和精神的桎梏。这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完全压抑了子女的进取精神与创造能力，是对子女自我意识和人身价值的根本否定。如果今天再提倡“无违”，显然不合时宜。又如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经济横向发展的今日社会，不可能守候在父母身边而不远游。现在的人都已是社会的人，而不只是家庭的人，他们不仅要对父母尽责，更要对国家尽责。又如（清）李毓秀《弟子规》：“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孟子曰：“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意思是：父母喜好的东西，子女要尽力为他们准备；父母厌恶的东西，要谨慎地为他们去掉。这里只强调了一个“顺”字，满足父母的好恶，完全不考虑是非，一味顺从，难道父母的不良嗜好，错误行为也去顺从，这能算是“孝”吗？诸如此类，都包含着许多愚昧残忍的东西，背离了人的正常心理，培植起一股愚孝的风气，带有浓厚的宗法性、等级性，成为压抑青年人之独立性、创造性的工具，是传统孝道发展的异化状态。从以上传统孝道的二重性分析可知，传统孝道既有糟粕，又有予以保留并且发扬光大的价值。我们既不能沿袭传统孝道来进行现代家庭美德建设，也不能割断家庭伦理发展的历史凭空去创造什么新规范，而要既深入批判、坚决破除封建宗法制、等级制的内容，又继承发扬、充分利用中华民族尊老敬长等优良传统，使传统孝道创造性地转换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