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自由精神

散文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精神”是人类生存中的盐，精神的自由是人类进入高级文明状态的一个标志。

对于散文来说，“精神”是一种情怀和人格；精神是个体的，是活灵活现的。呈现“精神”，唯有真实，但散文写出真实来，又是最难的。写散文的人和读散文的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伪真实。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中国散文五十年的发展，经过了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许多作家主动消除了个性，迎合了共性；增加了政治性，削弱了人类应有的理性。尽管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人类精神中的盐，但是在中国长期被作为毒草，被作为洪水猛兽进行批判，因此文学（包括散文）中生机勃勃的部分被阉割了。

精神深刻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的理解是对悲剧的正确认识和表达。许多散文家是经过悲剧人生而获得艺术生命的，苦难的经历，使得他（她）对于人类的苦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民族有一个值得商榷的习惯，讲究大团圆，只要当下是安稳的，就会忘记历史的创伤。思想深刻的散文家总是可以及时看出来人类在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性异化，看到人类生活的孤独、荒谬和绝望。人类在自我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无法战胜人类的局限和恶的膨胀，至多是局部地改善它。说到散文的真实，如果把散文视作一张皮，应该贴近思想深刻——这个方位，如果贴到了别的地方，就会使散文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灵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对于文学，对于散文来说，它是高于政治的，它是由个体承担人类精神的一个高度。这样的高度关乎人类的自省，关乎人类的完善，更关乎某一人群、某一个民族真正建立自己的崇高，如能从这个角度理解散文和写作散文，才会写出大气象。人类的精神家园是在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中丰富起来的。崇高来自心灵的拷问，我们的民族并不乏苦难，但缺乏妥夫陀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的善于进行心灵拷问的伟大作家。文学史上有些现象令人郁闷，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小说，有戏剧，有诗歌，偏偏散文沉寂了；在文革，散文更是销声匿迹。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散文这种文体是最容易暴露作者心态，也是最容易被人揪辫子和打棍子。我想，一个民族消失了眼泪和怀念的时候，散文还能从什么地方生长呢？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写批判稿，结尾一律是“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文体是散文吗？

散文的思想自由必然带来艺术形式的创新，新的文体、新的语言形式永远是散文家的幸福根源。散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诗歌和小说可以散文化，而很少有散文诗歌化或者小说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出三次散文勃发时期：春秋、魏晋、“五四”，这三个时期都是旧的思想秩序被打乱，因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东西，出现了视野开阔、灵魂高尚、文体新鲜的散文。说到“大散文”，不可以对一篇而言，也不可以对某一个作家定位，而是一个时代的散文氛围和集体气象。我们的祖先在宋朝发明了八股文，实在是对文字的玷污，许多鲜活的东西被八股文阉割了。把政治和文学紧密结合，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搞政治运动先找文学说事，也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五四运动要砸烂孔家店，尽管传统文化典籍需要商榷的地方很多，但是在文革中，这些东西也一起作为“四旧”被打倒了。一些老的文化人纷纷焚烧四书五经，好在这些书在图书馆里还有，不至于被烧干净。在许多年里，散文远离生活真实，文学降低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写散文的人先得把自己弄成不伦不类的样子，才能有发表权，也就是话语权。

散文的繁荣有助于来自精神的解放，尽管这个过程对于任何民族都十分艰难。在我国，极左和消灭不同的声音，其实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鲁迅反对郭沫若等人提出的“革命文学”就是例证。文学的低潮大致都是以消灭个性为特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了这一点，喊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所以，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了不得的。文革中出现的大字报好像极端民主了，却是极端地曲解民主和亵渎民主。散文的繁荣最容易造假，近十几年，报纸副刊铺天盖地的散文速产，也速朽，互联网各种论坛、文学网站由于门槛低，写了就能“发表”，也助长了散文的“繁荣”，好像任何人都可以动笔比划两下散文，这决不是散文的真正繁荣，相反，会降低散文的品位。

散文家不应该狂妄自大，但必须有独立的人格，有在任何条件下站立的姿态。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发生整体上的下降，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包括散文）走向末路的标志。散文的最大现实性来自散文家的危机感，来自对民族精神的观察和产生危机的感觉。人类肯定是有丑恶的，这样的丑恶对生命个体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有时是毁灭性的。长期以来存在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更是把文学放在“阶级”的台阶之下。我们一直在强调反对精神污染，精神可以污染吗？谁污染谁呢？一方面我们的物质生活里出现了彩票、股票交易说、炒卖房地产、夜总会、公款消费、公费出国旅游、高消费、娼妓、买官卖官、黑社会、艾滋病村－－这些在1976年近似传说的东西，在1978年以后渐渐成为当下中国人每天遇到的东西，渐渐地麻木不仁，人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更谈不上追究力，建造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家园，渐渐退化为天方夜谭。一个民族的灾难无过于明明无心灵、无真实、无繁荣，却偏偏自我感觉良好。

散文家不是政治家，但是散文家对人类热衷的一切“行动”（包括自己的民族）保持距离，有助于产生清醒的认识。士大夫散文讲究中庸，儒家文化也讲究中庸之道，偏偏中庸之道害死了散文。散文可以闲适，但是闲适绝不可以成为散文的主流；散文可以歌功颂德，但是歌功颂德绝不可以成为散文的主流；散文可以歌颂真善美，但是更多的时候要看到假恶丑（在表达上未必粗粝）；散文里可以有政治，但是对政治的关心不能超过对民族群体心灵的关心；散文文体可以循规蹈矩，更多的时候是革命性的。散文家是一辈子和自我较劲的人并且具备牺牲精神，和真理和人类终极价值站在一起，而不是争当利益的既得者，更不是摇旗招摇的小丑。

一个人被奴役久了，就会天然地产生奴性，这样就会造成有的作家偶尔有了独立言说的欲望，并不用别人阉割，就自我阉割了。与西方美学相比较，是否存在东方美学呢？当然存在。东方美学不仅仅存在中国的禅诗、小品文等，也存在印度文学和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的川端康成、冈林信康，把东方美文推向了极致。散文语言忌讳大而空，喜欢朴素、细致的个性语言。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民意识很朴素，但农民意识还不是平民意识，二者之间四有差别的。笔者并不是说，一定要把散文作家放在尖锐的阶级矛盾中受折磨，而是写作的时候，必须理解阶级差别，并有意识地站在社会底层这一边。中国的农耕社会以及长时期的封建制作，也产生过很优秀的文学，对彼时彼地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构成了对现实的羁绊，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真正有为的散文作家是反传统、反权威的，他（她）的心中只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个体生命精神的介入，用自己的眼光重新打量周遭世界。

出版和发表和得到评论家的注目，对一个散文家是重要的，但真正有定力的散文家离开了这三条“腿”也能走路，他们只遵循内心自由的原则和个体担承的精神。人类兴亡，散文家有责。散文的写作是个体的，但是体现出的散文精神却是公共的。散文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散文的精神是人类的精神。散文的语言是心灵语言，散文直接丰富着人类的心智。有的时候散文语言似乎冷（比如鲁迅的杂文），但是散文家和散文的内心必须是暖的。散文家只忠诚于大地和人类的“善”的趋向，如果说写散文也有主旋律的话，这才是散文的主旋律。

任何社会都不会把任何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作为散文作家，要正视这个现实，揭示各种社会形态下的贫困、困难和灾难以及改造的可能性。散文家不是政治家，但至少应该是觉悟者。无论是政治时代还是经济时代，“精神”都是被压缩的对象，一篇散文有没有“自由精神”，说起来抽象，做起来并不抽象。有自由精神的散文具有“唤醒”的品质，“唤起”意识从一个作家写作准备阶段就在潜意识里这样做了：你通过这个散文唤醒读者什么？你从哪一个方面完善人类的心智？你要把你的读者带到什么地方－－这样的拷问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

文学家过分地关心政治并在政坛充任角色，那可能会远离文学，但文学又无法与政治隔离，所谓和政治绝缘的文学几乎是不存在的。笔者总是为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感到惊异，俄罗斯文学如果以普希金为源头，整个的发展历程才二百多年，而美国建国时间也不过二百多年。俄罗斯文学的兴盛的缘由之一是他们有——东正教，宗教是他们的精神资源，俄罗斯作家形成的自我牺牲的团队而让人肃然尊敬，而在我国，虽然众多本土宗教，如道教、儒教等，但是无法引导知识分子成为独立思考的人，也没有培养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美国的精神源头在欧洲，英国的清教对这个新国家影响很大。美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干涉文学家，倒是许多政治家的演讲词本身就是出色的散文。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再如《人权宣言》。

没有自由的心态，散文家眼睛里就不会出现真正的散文。散文是精神自由的文体，尽管自由精神的培育和解放是一个经历炼狱的过程，但是作为有文明担当的散文家是幸福的，他们知道在精神自由姿态下写作是怎样的大快乐。如果一个民族蒸蒸日上的话，你从他们的散文里可以发现这样的信息，同样，如果一个民族日趋没落的话，从他们的散文整体萎靡不振的状态也可以看到端倪，因此，散文的写作者们，你们要惊醒，要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