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曲禅先生关于《卫鞅之死》

曲禅先生看了老皮的拙作《卫鞅之死》，很是愤慨，以为老皮诽谤了先生心目中的英雄，老皮在深感惋惜之余并深表歉意。

首先，老皮简单的作个自我介绍。老皮出身卑微，少时衣不蔽体，腹中常饥。我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爷爷说今天的饭不再定量，管吃饱，我一口气吃了四青花大碗，按按肚皮，坚硬如铁，方才罢休。那时读书，碰上英雄白卷先生耀武扬威的时代，虽身在学校，却不知书为何物，上了初中，才知道书原来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因为好奇，一看便入境，因此被老师提前一年抛给了县重点高中。可惜命有不济，关键时刻，因为贫病交加，竟与高考无缘，鲤鱼未能跃过龙门也。故，老皮还是农民之子。此后蛰居深山，为生计而焦头烂额，并非贵族也。不像后来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知书达礼，见多识广，倒可能是真的。

其二，关于拙作的依据材料。与野史相较，老皮宁可相信正史，与影视作品相较，老皮更愿意相信正史。虽不过是借商鞅说事，老皮也不敢杜撰历史。正如曲禅先生所说，卫鞅的一系列变法都是经过秦孝公首肯了的，于是从君到臣再到民，俨然法制社会了，可老皮仍说还是人治，似乎有埋没一代英主孝公及其功臣卫鞅的功劳。可是曲先生不要忘了自己给人治下的定义：“人治是将察奸治罪寄托于当权者一人”。卫鞅虽欲一展平生抱负，要以法治天下，要依法治天下，但毕竟受历史因素的局限。老皮看太史公的《商君列传》，其中说“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数以千计。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史公虽距秦尚近，却并未明言太子究竟所犯何罪，也没有说孝公将太子废为庶人，后来只是说，“孝公卒，太子立。”所以老皮只得比较现实地介绍这桩公案，不敢妄自揣测。正是太史公的记载，证实了卫鞅执法也有很大的弹性，他还得看“当权者一人”的脸色。若依曲先生的“史证”，“太子杀无辜百姓数十人条人命”，鞅只是对太子“剥夺俸禄，赔偿死者损失，为死难者戴孝哀悼”，难道不是打狗看了主人吗？自古道，杀人偿命，而太子一口气杀了数十口无辜百姓，只落得“剥夺俸禄，赔偿死者损失，为死难者戴孝哀悼”的处罚，曲先生如何解释呢？“秦孝公无愧于一代英主，太子杀人后并没有像常人一样护犊，而是将其贬为庶人，放逐山野，”且不问何据，老皮只问：若是百姓无端杀人，该如何判刑？曲先生也知道，执法“难在刑要上大夫”，像太子，上的是什么刑啊？真的法治量刑是看罪责的轻重，如果执法量刑并不是以罪责轻重为依据，而是以身份地位为依据，这是什么样的法啊？还能说公允吗？如此，曲先生你杀人得判死刑，胡书记杀人只是剥夺他的总书记之职务，做回小民，你服气吗？王公大臣们犯法，依律当斩，而因为是官贵，网开一面，轻则罚其俸禄，重则削爵，更重者流放，而百姓欢欣鼓舞，我不敢说是执法者的大公无私，只能感叹中国的百姓心地很善良。

其三，关于商君的忠奸问题。遗憾，老皮当初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对商君抱着深切同情的心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却不善于保护自己，一个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人最终被诬为叛逆，死得不值。商君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若是硬要辨其忠奸，拙文中有几句话似乎可以代表老皮的观点。其一曰“他的蒙受恶名，究其实是他太过执着”，就是他除了孝公以外，不怎么买其他人的账，“日绳秦贵公子”，太敢得罪朝里朝外的权贵及豪强们了，用咱农民的话说，就是扛着犁头不转肩。其二是文章第三部分中说及的太子执政以后，卫鞅明白自身处境以后的反应，“他并没有举兵反叛，而是逃到了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并把他逼回秦国。走投无路的卫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作困兽之斗。”先前太子犯法后也“没有以当时最流行的手段结党而废太子另立储君”，这些话至少肯定了卫鞅不是奸佞小人。

卫鞅的功劳已有定论，他在历史长河中的贡献也早为大家所公认，至于他的求仕之路，他的致死之因，老皮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常人再结合史料加以分析，或有微暇，但我相信瑕不掩瑜，并不能掩盖其一生功绩。吴起杀妻求将，后人还是把他当英雄人物一样看待，毛泽东也不是尽善尽美，但他依然伟大。

第四点，我得说说关于写作《卫鞅之死》的原始动机。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小皮以其稚嫩的思维写过一篇短文，建议中央设立监督权利机构的部门，并不顾跋涉之苦，找到当时地方文联的主席，出示“大作”。那位老先生心肠很好，告诫我少谈政治，最好不谈政治。于是把它扔在一边。以后，只是喜欢读书，不怎么坚持练习写作就源于此事。后来，中央在各级政府设立了监察纪检部门，社会风气一度看好，到了2000前后，买官卖官之风悄然盛行，监察纪检部门渐成腐败官员的遮羞布。其时，有个小混混，认公安局某指导员为干爹，每犯一次事，都有干爹保出来，胆子便越来越大，终成地方一霸，公然敲诈抢劫而无人敢于问津。反贪官，反腐败，查出某某某，第一次党内警告处分，第二次党内公开处分，第三次留党查看，第四次开除党籍。偶读《商君列传》，感而慨之，原来古已有之，以为这些流弊与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及贵族特权制度不无关系。商君变法，自然开后来几千年封建法制之基，有着其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但中国固有的贵族特权制度和官场潜规则，注定了商鞅的悲惨结局，于是，商君的形象便凸显出来，在渴望法治面前人人平等的人们的心目中，其形象越来越高大，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于是，有了涂鸦之作《卫鞅之死》。因为能力有限，从未与什么报刊杂志打过交道，写完便搁置一边。后来我妻嫌我制造的垃圾有碍瞻观，问一声“这些东西还中不中用”，就给整了，不知道是当废纸卖了还是烧了，只有此文及另一个短篇因随手夹在占卜书中而得以幸存。

最后，老皮要说的是，曲先生你很有正义感，也有侠义心肠，老皮因此很敬重你。至于大作中提出的其它一些问题，在下就不一一解释，自有拙文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