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初的迷信、宗教

一、人类早期理性状态追溯（迷信、宗教的产生）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中，明确否认了历史的继承性和进步性，把历史看成是一部各自独立的，至今依然并存的各种文明。这样的观点存在直观的错误，因为它否定了发展和规律性，否定了人类文明进程。用不着去研究历史，就是现实客观状态，这样的观点也显然是个错误。人类文明发展有目共睹，事物独立的变化，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普遍性规律的蕴涵，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地球小成了一个村落，人类的脚步已经迈向了宇宙，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相信不变。

其实这样的观点，汤因比自己也未必相信，因为他自身的结论，已经构成了与这个观点的矛盾。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并没敢直接否认发展，他虽然极端了文明的独立，却不得不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有它客观的形式和发展过程。如果结论仅此而已，我们这里也就不必提到他了，他在这个结论后面，认为任何文明的基础都是宗教，这倒与混沌哲学迷信、宗教的先在完善性不谋而合！当然汤因比的结论只是来自直观，而且存在自身矛盾，根本没有哲学理性的深刻分析。

直观的东西显而易见，许多都是公认的结论，因为一切前在思想，不管怎样的哲学理性基础，都有对直观的附会，缺乏的只是从直观到根本的反溯。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文明起源于宗教，却也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所谓蒙昧，起码是一种理性缺乏状态，人类信仰完满的需求，因为理性缺乏造就迷信。人类社会开始于理性缺乏，这几乎是思想界的共识，只是由理性缺乏而造就迷信的过程，还没有确定性的说明。这种状况没有绝对，宗教对此一般不予承认，因为它们忌讳迷信的说法，虽然宗教不等同于迷信。

混沌哲学论证了自在形式客观的进化过程，也就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于是这个发展本身，也就说明了人之初理性缺乏的状态。为了信仰的完满，在理性缺乏的时代，人类强行结论自然会造成迷信，再由迷信诞生宗教，当然这本身也有一个过程。

人类诞生伊始，面对恶劣复杂的生存环境，只有直观的状态结果，却无法破解其内在的原因，面对必然性的残酷打击，必然造成心理的困惑与恐惧。生命本能的运动，信仰完满的需求，逼迫人们进行思考，于是人类的强者，开始了追求真理的过程。

强者的概念是相对的，在人类理性严重缺乏的时代，人类的强大十分勉强，因而更多的是弱者的恐惧，这成为造就迷信的基础，造成了迷信先在的条件。强者的相对，因为人类认识的客观发展，具有永远的意义。不过相对的强者对于人类而言，也具有导师的作用，强者以哲学理性强大为标志，包括前在一切理性哲学，以及迷信、宗教的先导者。

到达对人类认识有限性的认识之前，人类个体的认识过程最终归于迷信，从这种意义上说，前在迷信宗教的先导者，反而较之纯粹理性的人，更具有人类强者的意味。个体认识的初始，都是从纯粹理性开始，达到当时理性可能性的极限，强者也往往开始妄解。第一个达到理性可能顶峰的人，妄解也算不上迷信，那是为了达到信仰的完满。在当时理性可能性基础之上，这反而实现了一种现实理性的层次，起码是人类信仰完满的潜意识行为。

妄解客观上开始脱离理性，但形式上仍是理性，起码是直观附会的形式。第一个妄解者可能并不迷信，迷信只能从追随状态认定。人有客观的理性层次差别，达不到当时理性可能的极限，有些人也可能去妄解，但是缺乏显然的理性，只有理性更弱者才可能去相信，那样的妄解也就没有了意义。达不到当时理性最高，妄解得不到广泛的响应，自然形不成气候，人们只有自己得不出结论，才可能去追随别人，所以只有理性层次高的妄解者，才可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达成客观的迷信状态。理性层次高低，不是一个机械的概念，它属于现实理性的层次。

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迷信，个别纯粹理性的追求者，也可能一直保持追求的状态，但是只要达到当时理性可能的极限，任何人都必然要面对选择：或者开始妄解，或者追随别人达到迷信。未达当时理性可能极限的追求者，当然算不上强者，强者的意义，从达到这种状态之后的选择开始，作出第一种选择的，当然属于理性强者。既然已经达到了当时理性可能的极限，再要满足信仰的完满，在缺乏理性可能性基础的前提下，只能通过妄解来实现，妄解虽然只是既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的猜测，却满足着人们信仰完满的需求。

达到当时理性极限的状态，另一种选择就是迷信，这是当然的理性弱者。为什么只有这样的两种选择呢？因为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受到理性与信仰双重逼迫，心理已达崩溃的临界状态，如果不作出选择，势必造成疯狂的病态。放弃追求转而迷信，显然算不上强者，却是一种心理防御的手段，给自己找一个简单的生存理由。基于当时理性可能的基础，能够继续追求，那怕妄解也显然具有更强的意义，这样的人却客观地成为迷信的先导者。

我们通过对宗教创始人的经历分析，这种结论是非常显然的，对创始者的神化，不是创始者自身的神化，而是追随者牵强附会的神化。本来一个现实的人，达到了当时理性的巅锋之后，因为超越了当时理性可能的妄解，反而给了人们一种信仰完满的满足，于是被他的追随者们抬上了神坛！迷信的先导者，可能本身还没有达到完满，但是在他之外，已经没有了更完满的说明，理性缺乏的追随者们，为了信仰的绝对完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先导者本人神化。这样一来，一切都自然地完满了，迷信也因此发展到了宗教。

人类诞生初期，因为必然性的打击，产生对自然物的恐惧，因此已出现对自然物的偶像崇拜，或者一些图腾崇拜，那是迷信最早的形式，只是还算不上宗教。只有这种方式，用之于对迷信先导者本人的神化，才最终发展成人类宗教。偶像和图腾崇拜实质上已经就是超人的想象，这是因为人类客观的自在最高形式。这种形式的发展，最终自然达到人类自身的直接神化，超人是迷信、宗教最终形式。有些宗教只有神化超人，没有具体人神化过程，那正是偶像和图腾崇拜的影子。迷信先导者利用了前在神化迷信，来推广自己的结论，于是他们本身没有正式神位，而是成为一种“先知”的形式。

迷信先导者理性更高的结论，只有在人类没有取得对人类认识有限性的认识前，才具有确定性的意义。当人类认识到了自身认识的有限性时，虽然面临着可怕的信仰危机，却也为人们最终理性地放弃信仰完满，奠定了可能性的基础。那些在怀疑主义出现之后，仍然在倡导迷信的人，已经没有了强者的意义，那只是一种对更弱者的愚弄。尽管在信仰严重危机下，迷信宗教可能更猖獗地蔓延，但那显然已经是回光返照。今天真正的强者，不但不会再去迷信，而且也不可能再去制造迷信。混沌哲学只把自身的追求，定位在更理性的发展，而直接把信仰的完满，交给了迷信的宗教。

纯粹的理性哲学体系，一样诞生于当时理性可能的极限，但那是人类理性达到了可以不通过神化，就能够取得基本完满的时候，而这样的完满必然是相对的。在前的哲学没有一个达到绝对完满，在后的发展也是一样。尽管理性体系的完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哲学永远不可能取得绝对结论，这决定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也是宗教没有最终消亡的原因。

宗教与哲学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客观地存在发展的顺序，纯粹理性哲学体系较之宗教要晚得多。迷信的状态，从人类诞生的时刻已经开始，人类的历史，已经获得最新考证的时间达700万年，但是理性哲学体系的出现，却不到三千年的历史，尽管这里有思想史本身不易考证的因素，但这种客观的状况已经非常明显。哲学理性在人类早期，以迷信和宗教的形式为主，所以它们属于哲学史批判的范畴。

人类远古的传说，几乎都带着神化的色彩，这本身就是一种状况说明。世界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远古的神话，我想这样的例子不举也罢。神化传说一般都很动人，这就说明其中理性的包含，不同民族之间，流传的神话很少雷同，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汤因比各种文明极端独立的观点虽然直观错误，但是这种错误的原因客观存在，也许正因为他研究了历史，所以把自己留在了古代社会，搞错了自身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一样去追溯就会发现，在古代人类之初，由于客观的环境限制，各种文明的发生发展，真的具有非常显然的独立性，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不同文明的相互融会也是客观的过程，用发展和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也就不会再去延续汤因比的极端了。

古代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因为许多客观的原因，有些文明显然中断了，只给我们留下一些历史残迹，考证本身都成了难解之迷，更不用说去进行思想的追溯。我们对哲学史的批判，因此只能从现存人类比较连续的历史开始。现存人类的历史，也只能从留下传说开始，那不过只有上下五千年。一种客观的遗憾，我们无能为力，尽管人类此前经历了数百万年，我们却只能通过想象对史前哲学发展的状况，作出以上简要的推论和评价。

二、世界早期宗教的发展状态及其简评

世界现存的历史发展状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十几世纪，各民族的状况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可以考证的历史长短不一。人们公认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历史和传说都很悠久，可供考证的遗迹也相对丰富，它们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正是因为较好的历史可追溯性。当然这种可追溯性，只说明现有文明发展的状态。

考古发现的马雅文化，沉没在大西洋底的大西洲，据说都已经有了上万甚至几万年的历史，而且考古发现，它们的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因为无法确定的原因，许多文明都莫名其妙地发生了中断，因而也就没有了思想的可追溯性。随着人类考古的深入，可能还会发现时间更久远，程度更高的文明，但是客观的中断，已经造成了思想的断裂，其可追溯性无论如何会大打折扣。我们研究哲学史，并不是想做考古学家，这些发生中断的文明，对我们的批判意义不大。

哲学史不同于历史本身，我们更侧重于人类的思想，所以不完全同步历史。不过思想史的发展，属于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大体的脉络仍然无法与历史脱离。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古国，留下的思想也相对丰富，这从我们的批判过程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我们对世界哲学史的批判，大体上有三个开端，绪论中已经说明，长江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因为我们的单列不在这本书的批判之中。

剩下的三个开端，一个是恒河流域的古代印度，一个是古代阿拉伯半岛，第三个就是作为西方思想史发祥地的古希腊。阿拉伯半岛，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泥罗河，生命的诞生和维系离不开水，所以人类文明的开端，总是从有水的地方开始。这第二个开端，事实上包含了四大文明古国的两个，那就是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加之排在第一的印度，以及单列出去的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事实上已经全部包括在内。

哲学史的研究，在这四大文明古国之外，还有一个开端，那就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是沿海和岛屿地区，当然一样不少生命必须的水资源，思想的历史也很悠久。古希腊之所以没有名列四大文明古国之内，大概是因为留下的历史遗迹不多，或者过于分散，具体原因我不大清楚。但是它的思想发展历史，却留下了非常清晰的轨迹，而且最终造就了整个欧洲的文明，甚至对整个世界都造成重大影响，所以有资格成为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开端。尤其是从近代开始，航海的发展，使西方文明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中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哲学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

我这个人有两个弱项，一个是音乐，再一个就是地理，怎么下工夫都学不明白，音乐差填不好古体诗词，地理差就是经常出门转向。平时对自身的弱项总是有意避开，但是现在写这本批判，那是实在逃不掉了。我这里声明一下，有关地理的说明如果乱了，在这里提前向读者表示道歉，好在它不属于我们哲学批判本身。

古代阿拉伯半岛，诞生过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那里仍然盛行的拜物和图腾崇拜，说明了其早期迷信形式的丰富。从古代埃及远古的传说中，我们很容易知道当时的图腾崇拜状况，其木乃伊制作的历史也非常悠久，这些早已经是尽人皆知。他们当时制作木乃伊的认识根源，正是一种迷信状态的说明，那是为了死者的灵魂，能够在另一个世界有所依附，这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普遍有了灵魂不灭的信仰。我们尽可能地再向前追溯，在这片土地上，原始迷信形式之后，最早诞生的宗教形式，就我可以找到的资料，应该是琐罗亚斯特教。琐罗亚斯特教是古代波斯人的宗教，传为伊朗人先知琐罗亚斯特所创。

该教的圣经是《阿维斯塔》，琐罗亚斯特教认为，天地万物都包含着善恶两种力量的斗争，从这个教义上很容易感觉到，它已经具有了典型的直观混沌倾向。它以善恶的对立代表所有的矛盾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本身就是一种简单混沌。我们说混沌思维倾向，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这是一个显然的说明。琐罗亚斯特教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曾被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尊为国教，成为人类较早期政教合一的形式，占据了古代波斯王国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善恶因此成为统治者要求的代名词。

琐罗亚斯特教礼拜圣火，故又称“拜火教”，后来有过世界范围的流传，南北朝时也曾传入我国。今江苏省扬州市东南40公里处，仍然有个“波斯村”，那里的人承认自己是波斯商人后裔，其宗教信仰仍然保持着“拜火教”的显著特征。古代波斯人以经商著名，以此可证当时琐罗亚斯特教在世界范围的传播。琐罗亚斯特教政教合一的时期不长，而且因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宗教，在形式上更为完善，因而在发展中被逐渐取代，它现在在世界上的教徒已经很少，但是它无疑属于比较早期的明确宗教，而且还取得过政教合一的形式。

目前世界排名的三大宗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它们是我们批判中“宗教篇”的主要内容，这三大宗教都诞生于亚洲，而且前两大宗教都诞生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这片思想的土地，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思想成就，我们后面的章节，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专门论述，在那些论述的过程中，我们还会接触一些前期状态分析，所以这里不再继续进行详细说明。我们宗教篇的分析，按照历史客观的时间顺序进行。

在这三大宗教中，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应该说明的是佛教，不过我们在说明佛教之前，还要先看看希腊地区古代的迷信宗教形式，这是为了一种分析的全面。尽管古希腊所诞生的迷信宗教形式，后来因为客观的原因而致中断，但是它作为人类早期迷信宗教形式的存在过程，对于我们的认识和批判，仍然有着一定的基础作用。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公元前三千年，这里就产生了克里特文明。后来几经变迁到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迈锡尼时代，开始出现早期奴隶制城邦的文明。如果就古代社会思想文明程度看，古希腊在世界范围内应该都是比较领先的，不过它如何发展到当时的状态，却已经很难追溯，因为在前的只有一些考古证据，却没有留下太多的思想遗迹。希腊神话起源于迈锡尼时代，形成于荷马时代，其最大特色是包含着“神人同形同性说”，神是显然的人格化超人，当然其中也有图腾和自然崇拜的痕迹，这一点只要熟悉古希腊神话传说的人，应该都很清楚。希腊人认为诸神都居住在奥林匹斯山，其首领为宙斯，其余诸神各司其职，彼此也有矛盾冲突。

荷马时代也叫英雄时代，大约公元前十一至九世纪开始，因为传说中的盲诗人荷马而得名，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记述的就是这样的神话传说。关于荷马史诗，以前一般认为是来自于传说，但其历史确定性，现在却正在被考古发现不断验证，所以荷马史诗，可以作为古希腊思想史的开端。早期古希腊人，主要信仰太阳阿波罗神，德尔斐神庙是其神托所，当时的人们相信“德尔斐神示”，作为迷信宗教的形式，它显然处于比较低级的状态。

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发展，较之亚洲中国之外的文明，有着比较特殊的地方，这是因为当时地域状态不同。那个时代世界各民族文明都刚刚起源，客观上发展比较具有独立性。尽管古希腊社会学思想比较先进，而且出现了纯粹理性哲学的萌芽，但是其宗教信仰的发展，比较中国之外的亚洲却是落后的，当然这构不成对我们迷信宗教形式先在完善性的否定，而只是客观发展过程的独立性问题。古希腊在前的迷信宗教，显然也已经出现，只是它在独立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十分完善的形式，倒是理性哲学的萌芽也已经开始，二者有点齐头并进的势头，这与中国的情况大体相同。

古希腊的这种倾向，后来被客观地纠正，结果造成了东方宗教的入侵。在社会政治形式上，希腊马其顿王亚力山大，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入侵了东方，但是在思想认识领域，西方却是遭遇了东方的入侵，以至东西方文明交叉融会。西方思想领域被东方入侵之后，宗教形式迅速发展，并成为其理性哲学的对立形式，严重阻碍了他们自身理性的发展，使哲学成为上帝的卑女，甚至造成了纯粹理性哲学一千年的中断，直到今天，宗教思想都严重影响着西方人的世界。中国也是这样，不过在过程上与西方不尽相同，我们在古代没有外来思想的入侵，而是自行发展到理性被宗教的形式，所以一直没有显然的宗教，而是一种哲学与宗教混合的状态，包括佛教传入我国，也是首先经过了这样的混合过程，这些都已经是后话。

我们肯定古希腊人的理性追求精神，但是当它试图违反客观规律性时，就被历史发展的进程所纠正了，对各民族古代思想，很难简单评说优劣。不过我以为，如果单就思想形式状态而言，阿拉伯半岛和古代印度优于西方和中国，但是就理性实质的状况而言，后者又优于前者。古希腊哲学，一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却也证实了它自身的缺陷，这与中国的状况不尽相同，道理却是一样。通过我们在前的分析，可知其在哲学理性发展过程本身的问题。中国和古希腊的理性追求，有些超越客观规律的倾向，它们试图违反人类信仰的完满，这在人类早期其实是一个错误。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城邦建立，荷马时代结束。古希腊实行奴隶主贵族共和制，这是传统被称为古风的时代，从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开始，是希腊古典时代，更是实行了奴隶主民主制度，这是希腊大殖民时代，也是古希腊城邦的极盛时期。古希腊人超前的理性思维，造就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也成为世界社会学思想的先进典范，但是对客观规律的违反，也注定了它后来的失败。

古希腊后来经历马其顿统治时代，以及罗马统治时代，民主制度受到破坏，思想领域更是遭受了严重打击。公元四世纪末，罗马王狄奥多西以信仰基督教而禁止神托，来自东方的宗教形式，从此占据了西方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并取得了政教合一的明确形式，基督教从此获得了西方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直到今天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虽然在我们的宗教篇里，古希腊没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在理性哲学发展领域，古希腊哲学自身就是完整独立的一篇，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各民族文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也同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汤因比只是极端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完成了希腊古代迷信宗教状态的说明，就轮到了中国之外的最后一个世界文明开端地，那就是古代印度，古代印度是早期佛教的诞生地，因此对古代印度的迷信宗教状态说明，就成为本章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那就是佛教诞生之前，印度迷信宗教的早期状态。

三、佛教前期的迷信宗教状态及其批判

恒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本来一直生活着土著民族，其历史的悠久丝毫不亚于中国，所以也有着世界文明古国的称谓，但是也只有一些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可以佐证，其史记的文明起源，以土著民族被雅利安人入侵开始。公元前二十世纪到前十世纪之间，原来生活在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向东发展进入了印度恒河流域，打败并统治了印度的土著民族，这些土著民族的人，绝大多数沦为奴隶，受到了雅利安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原来的偶像和图腾崇拜形式被禁止，雅利安人开始在这里实行种姓制度，并将自身的迷信形式，在种姓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为宗教的形式，这就是“婆罗门教”。

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为了保护自身在社会的统治地位，以自身民族偶像崇拜的迷信为基础，推称由人类始祖摩奴传制，制定了一部规定种姓制度的典籍，这就是著名的《摩奴法典》。《摩奴法典》中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其根本精神就是要人们从思想上，完全接受和承认种姓制度。雅利安人统治印度之后，逐渐在自身分化了三个阶层，那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加上作为奴隶被称为达萨的土著人，印度社会已经被分为四个不同的种姓。这四种姓也就代表了社会地位的四个等级，其中婆罗门地位最高，他们属于当时占据迷信神权地位的僧侣。

古代国家制度尚未完善，思想统治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婆罗门种姓借助迷信形式，获得了最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凌驾于世俗统治阶层刹帝利种姓之上。古印度世俗统治者，因为要借助婆罗门种姓的思想，来作为其维护特权利益的工具，也就客观地使婆罗门种姓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养尊处优的婆罗门种姓，为了保持自身的地位，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种姓制度的思想，最终实现了“婆罗门教”的宗教形式。

作为宗教形式的婆罗门教，诞生于社会知识阶层，在当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理性，我们从其教义上，可以很显然地发现这一特征。婆罗门教以《吠陀》为天书，尊奉“梵天”（宇宙的创造神）、“毗湿奴”（宇宙的护持神）、“湿婆”（宇宙的毁灭神）为三大主神，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他们宣扬“梵我同一”、“梵我一如”的思想，认为“梵”即“神我”，是宇宙的灵魂和精神，是宇宙一切事物的本体，是唯一真实的永恒和最高实在，而人的灵魂亦即“小我”，则是以宇宙精神，亦即“神我”为根本、为本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个体灵魂与宇宙精神在本体上是完全同一的。由此出发，宣称人的灵魂不灭，是生死轮回的主体。

我们从婆罗门的这些教义上，可以发现它形式上的高度理性概括，他们认为唯一真实存在的“梵天”，显然是个无影无形的精神概念，其实质是一种根本规律性的神化，正如中国老子的“道”，以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理性。通过一种概括的概念，赋予一切事物本质或者灵魂，这本身就是一种规律性状态的认知，成为人类哲学理性思维成形的标志，由此可见婆罗门教极高的理性基础蕴涵，尽管婆罗门教的教义，是直接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服务的，是对理性实质的歪曲。

因为“梵天”的提出，一切现实的存在，包括人本身都成为虚幻，人的灾难和痛苦，也因此成了非本质的幻影，于是通过这种迷信的形式，达到了对被统治阶级的蒙蔽，使他们能够安于现状，不再进行反抗和斗争。婆罗门教告诉人们，世间一切事物，都被“梵天”赋予了灵魂，灵魂不灭而只有轮回，人就必须无条件地按照“梵天”（其实是统治阶级）的要求去做，才可以实现再世的幸福，否则就会再世投胎变成畜生。在理性合理的外衣下，通过这种教义的迷信歪曲，其作用目的性和宗教迷信的根本，已经确定无疑。

宗教的形成，在现实理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它一旦成为确定的形式，便起到了阻碍理性再发展的作用，宗教的这一基本性质，我们这里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但是尽管如此，人类哲学理性，在人类早期，仍然蕴涵在宗教之中也是事实。我们通过对婆罗门教的分析，可以了解人类理性当时的状态，尽管各民族在理性发展的形式上有所差别，它客观的发展过程却是大体同步，而且具有客观的基本规律性。在理性发展形式上，阿拉伯半岛和古代印度，主要是假于宗教的形式，而中国和古希腊，在开始阶段则更趋于纯粹理性，这是一种比较显著的差别，这说明了人类早期文明发展过程的相对独立。

古代印度诞生的婆罗门教，在印度思想领域里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在它之后诞生的佛教，吸收了很多婆罗门教的经典，因而更达到了理性含量较高的状态。婆罗门教与佛教大乘教派，以及耆那教思想混合，后来又诞生了今天的印度教。印度教信奉多神，主要教义是不抵抗和人有轮回之说，把一切不合理说成因果报应，成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宗教的形式，在印度一直有比较多的理性包含，因此印度一直没有显然形式的纯粹理性哲学，它只能假以宗教形式发展，这也客观地说明了民族历史沉积对其发展的客观影响。

佛教诞生之前，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古代印度，正处于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思想矛盾空前激烈的历史阶段，这是认识发展客观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婆罗门教因为自身人格化的本能运动，造成了对理性进一步发展的阻挠，于是人们在思想领域里，对它的反抗也日趋激烈，因此诞生了很多反婆罗门教思想的“沙门思潮”。婆罗门教虽一段时间仍居思想领域里统治地位，但是它对社会的控制被削弱，世俗统治阶层的刹帝利种姓，为了自身利益对这些沙门思潮的纵恿，也是其得以产生并迅猛发展的现实条件。

按照后来佛教经典的记载，当时思想领域存在“九十六种外道”或“六十二外见”，指的就是当时的沙门思潮。所谓“沙门思潮”，是当时所有反对婆罗门教的新兴思想派别的通称，它们反对婆罗门教的方向大体一致，但是彼此之间也存在严重甚至根本分歧，诞生之初的佛教，本身也是沙门思潮中的一种。当时的印度社会，体制上有十六个大国，无论政治上还是思想领域，都比较相似中国春秋时期，事实上在时间上二者也大体同期。

有关当时的沙门思潮，除佛教之外有据可考、影响较大的有所谓“六师”，它们有些直接否定灵魂不灭甚至灵魂本身，并不具有宗教形式，已经属于纯粹理性哲学的状态，只是在历史的基础氛围下，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都属于当时或者在前的，佛教诞生的思想基础，因而属于我们分析佛教诞生之前，印度早期的哲学理性范畴。

佛教创立之初的沙门思潮中，有一种顺世论的学说，曾广泛流行于下层人民中间，它的创立者是阿耆多•翅舍钦婆罗。顺世论认为，世界万物以及人，都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物质元素，亦即“四大”和合而成，一切宇宙事物和现象，“皆无因生，自然而有”，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和主宰宇宙的所谓“梵天”。人死后复归为四大，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永恒不灭的灵魂。佛教虽然主张灵魂不灭，但是也有“四大皆空”的说法，可见它受到了当时顺世论思想的一定影响。

顺世论也有灵魂之说，不过它的所谓灵魂，只是肉体的属性，身坏命终，人的灵魂和意识也自然随之消失。这种直观的存在属性认识，其实已经接近混沌哲学的自在属性，只是它仅属于一种状态的直观，当时的理性基础，当然也只能达到这样的状态。顺世论者反对轮回解脱理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反对禁欲和苦行，认为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来世，而就在于今生，因此主张人生来平等。尽管缺乏理性根本的说明，但是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婆罗门教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现实作用。

顺世论思想，在古代印度的宗教氛围下，很难得到更大的发展，但是它代表的理性状态比较先进，在后来西方宗教受到人类理性质疑，造成了巨大的思想虚无的环境下，西方流行一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与顺世论思想不谋而合的性质状态非常相似。甚至直到今天，在人类思想领域，虚无主义仍然蔓延的背景下，顺世论还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

沙门思潮中还有一种主张“无因无缘”的“偶然论”，它的创立者是出身于奴隶家庭的富兰那•迦叶，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绝对偶然的现象，因而对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六师”中皮罗梨部族的思想家散热那•皮罗梨子，也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为基本思想。六师中这三种思想加合一起，都是直接否认业报轮回和来世幸福，主张追求现世的快乐，因而成为后世纵欲主义生活态度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在理性层次上一样属于状态直观，它与后来西方理性哲学发展阶段中，以笛卡尔和大卫•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不属于一样的理性层次，但是状态直观则又毫无二致。从印度当时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流行的状态分析，当时印度的思想领域处于一种原始虚无状态，这成为佛教诞生并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因为毕竟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最终在当时的理性基础上，满足了人们一种信仰圆满的需求。

六师中还有直接宗教的形式，耆那教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耆那教的创始人，是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尼乾子•若提子（号大雄）。耆那原意为克服情欲的圣人，耆那教承认灵魂，同意轮回与解脱之说，并且声称一切有生命，甚至无生命的物类都有灵魂。尽管它是一种早期宗教的形式，但是我们由此可见其直观理性的蕴涵，这种一切存在都有灵魂的解释，比较混沌哲学的自在灵性概念，自然相去甚远，但是结论显然基于共同的直观。人类早期的直观，尽管缺乏理性根本的反溯，但是因为没有对象的偏离，其直观的意义不可小覷。

耆那教的灵魂，其本性是无限清净的，它就是轮回与解脱的主体。耆那教认为，人的现世命运，是由前世的“业”（行为、言论、思想）决定的，只有通过宗教的修持，才能使灵魂摆脱“业”的束缚，获得解脱，证得“涅槃”。所以强调严格的苦行甚至自我折磨。它甚至提出了具体的解脱之路，那就是正智、正信和正行，并提出了“五不”戒律，这些与后来的佛教经典，已有许多相类之处，可见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当时佛教本来就是六师中的一种，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其深刻的理性蕴涵和形式完满，而更好地满足了人们需要，所以才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后来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时代，佛教更是被定为国教，取得了政教合一的形式，借助世俗政治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

在佛教诞生之初，对其形成产生影响，甚至构成其基础的沙门思潮众多，释迦牟尼也是博采众家之长，并通过了自身的深刻思考，这才创立了佛教。在他“求道”的过程之中，阿罗罗伽兰教导过他禅定的方法，郁陀迦罗摩子更是使他的修行达到了“非想非非想处”的禅定境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其含义是粗想可断（非想），细想犹存（非非想），这很像混沌哲学的绝对的相对，虽然这里只是直观的状态说明。释迦牟尼当时在这样的基础上绝对起来，认为这种“非想非非想处”的境界，也没有至于无念、无受、离执和离缚的解脱境界，因而向绝对的宗教进一步禅悟，直到最终创立了佛教。

佛教的创立过程，以及佛教本身的理性批判，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这一章只是世界范围地，说明了人类早期的迷信宗教状态。从这些说明中我们可以结论，人类早期的哲学理性形式，以信仰的迷信宗教形式为原始状态，这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初始阶段。各民族在人类原始状态，思想发展的过程相对独立，因此有史以来的状况，已经出现了发展的不同步。中国和古希腊，已经开始了纯粹理性的追求，阿拉伯半岛和古代印度，则仍然以宗教的形式为基本模式。它们之间没有谁更先进的比较，因为就信仰完满的需要而言，宗教的形式应该占有优势，但是纯粹理性本身，又当然地在迷信之上。历史的沉积对其后来的发展，产生着必然的影响，这我们在以后的批判中，会有越来越深刻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