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用“国”字头，能除多少“病”？

近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学院”更名“大学”，将从严掌握标准，控制更名数量。设置高等学校，校名不能冠以“中国”、“中华”、“国家”字样，不得以个人姓名命名，不能使用学校所在省（区、市）以外的地域名。（2月7日《京华时报》）

目前，中国高校的数量在世界上应该不属于下列。但是其质量却远远不能相提并论。道理很简单，在越来越行政化官僚化的体系下，解决“钱学森之问”这样的问题可谓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此次，教育部再次禁止高校设置中使用“中国”“中华”“国家”字样就是一个企图严格控制高校数量的利剑，但细细想来，这样的利剑到底能根治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多少痼疾呢？试想，希望新设置的高校可以不使用“国”字头的字眼，完全可以使用地方的字眼，在全国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成立了地级市为首的学院、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而在生源危机的条件下，这样的学院已经危在旦夕，面临着关门大吉的险境。

仅仅是数量上取胜，曾经是中国高等教育最严重的失误。从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开始，取缔众多的文科专业和高校，开始了一条重视理工的道路，当时形成的名言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可惜，人文知识的匮乏也成为人本身精神资源紧张的表征，而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没落也造成了整个国家人文精神的荒芜。高校的人文精神，对于整个社会应该起到的文化辐射作用大大减弱，而高校的设置似乎成了为经济发展批量生产人才的机器，而教育部也曾经发出这样的命令，专业就业不合格的专业将依法取缔。可见，专业的设置上的自主权已经完全与市场相结合，成为市场的刽子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高校一方面丧失了专业设置的自由，另一方面毕业的学生往往面临着“毕业就失业”的困境。

其实，禁止在新设置的高校中使用“国”字头，一方面不能遏制数量上的激增，另外一方面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出现新的“挤出效应”。中国高校的病一方面是数量上太多，另外一方面也是根源上的弊端乃在于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体制，大学尤其是公办的高校已经成为行政管理体制上一个“螺丝钉”，而校长的任职也成为国家的任命系列，成为国家的人。尽管，在国家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提出了“去行政化”的命题，也有很多高校开始践行“去行政化”的实践，这里面集中表现的就是南方科技大学和一些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可惜，这些高校的尝试往往会被扼杀在摇篮时期，成为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殉葬者。它们的尝试是先进的，它们的成功值得称赞，它们的失败值得扼腕。

如何真正“去行政化”，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如此的三权分立乃是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弊病的釜底抽薪之计。舍此，其余的都属于细枝末节的修补。当然，对于这样的改变不可能使用一蹴而就的方式，一下子解决，仍旧需要广大的教育者尤其是政策决定者从长计议。禁止或者限制高校激增的数量这一点已经显示出其积极的方面，这样的动作尽管属于“慢动作”但仍旧值得支持和肯定，否则，各种高校盲目更换名字、升级便会形成一种教育的“乱象”，乱花渐欲迷人眼，没有助于中国高等教育走出重围，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