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异邦人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被祖国流放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诗人

提起拜伦，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他是英国著名诗人；提起海涅，您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他是德国著名诗人，提起雨果，您更不会陌生？因为他是法国著名作家。

那么，这三位不同国籍的相当著名的伟大文学家到底有哪些地方让我们这些普通民众感到陌生呢？对于他们的成就和荣誉我们当然不陌生，他们不仅在祖国受人尊敬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当我们认真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发现光环背后却是万般艰辛，他们都有流亡的经历，准确的说被自己的祖国流放。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从此他们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被迫踏上异邦的土地。他们是流亡者。他们是“祖国的异邦人”！

对！“祖国的异邦人”是对他们这些流亡者最好最崇高的称呼！

拜伦一个贵族家庭出身的浪漫主义诗人；海涅一个商人家庭的抒情诗人；雨果一个军官家庭出身的浪漫主义作家。如果他们只写一些浪漫主义或抒情的作品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再或者愿意和祖国的当权者妥协，他们就不会踏上流亡之路。可是他们最终没有妥协，做了“祖国的异邦人”。

他们不能像拿破仑那样以武力称雄，也不能像戴高乐那样以暴制暴。这些“祖国的异邦人”除了思想和声音一无所有；因为无力抵抗暴力，只好任由法律、剃刀和大棒驱逐，或者自动逃亡。

但是又有谁敢说这些“祖国的异邦人”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们为了众人的福祉与独立的信仰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上“叛徒”的恶名；宁愿担受亡命的厄运，也决不肯做顺民，更不用说颂扬暴政了；在辗转流徙之中，始终保持着心的反抗；他们发出异端的声音，需要付出人生的全部幸福乃至生命作为代价。

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斯塔尔夫人在面对强大的拿破仑时毫无惧色。她宣称：“民主政治会使作家迎合大众口味；贵族政治下，作家为上层人士写作，这虽然对艺术有更高的要求，却不利于新异与激情。对文学来说最糟糕的是绝对王权，因为他们扼杀思想，阻碍革新，限制自由”。为此，斯塔尔夫人激怒了拿破仑。1803年10月，拿破仑下令流放斯塔尔夫人。警察总监曾告诉斯塔尔夫人：“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合适……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

斯塔尔夫人从此成为“祖国的异邦人”。她在不幸流放的十几年中，旅行德国和英国继续写作，她的书抨击拿破仑，称他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她的议论帮助欧洲保持了反对波拿巴的势头。拿破仑闻其名而色变，称“没有哪一个女人能比她更邪恶。”占领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却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祖国的异邦人”是那么的热爱祖国，可是这些爱国者却不为祖国的当权者所容纳。因为在那里，祖国和人民的含义被当权者肆意涂改，当权者把自己等同于祖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狂妄的叫嚣“朕即国家”，换言之反对当权者个人就是反对整个国家。斯塔尔夫人因为反对拿破仑，她的作品就被认为“不忠于法国”。普通群众也会认为他们是祖国和君王的背叛者，罪不可赦。如果说流浪汉是无家可归，那么“祖国的异邦人”则是有国不能归。马克思四处流亡，嘲笑自己是“世界公民”，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悲凉！海涅通过《夜思》这首诗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深思念：夜里我想起德意志，我就不能安眠，我的热泪滚滚流出，我再也不能闭眼。不过，让人惋惜的是海涅还是没有踏上回国之路最后客死他乡。

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但是富兰克林并没有被自己的祖国流放，所以他不能真正体会“祖国的异邦人”的心境。他的好朋友流亡者潘恩才真正的说出了“祖国的异邦人”的心声：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19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就是这些伟大的流亡者，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祖国的异邦人，祖国因你而伟大！

祖国的异邦人，历史因你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