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之死

小时候读书，读到商鞅出五十金让人移走一根小小的木棒时，很是羡慕那个不怕上当而去扛木棒的人，心想我什么时候能遇上如此美事就好了。五十金，绝对不是个小数目，足够一个穷人翻身的了。及至长大成人，倒也几乎多次遭遇良机，譬如领导说谁工作扎实取得成绩就能晋升一级工资之类啦，每年都有让你情不自禁的时候，可惜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如勇敢地去扛木棒的那种奋斗者莫名其妙地换回一连串的泡影，而如看客一样光说不练的人竟屡屡夺得头彩，晋级的时候你有成绩有论文，别争，人家有一大篓政府暗中表彰的本子，一个本子就可以砸死你。莫非是古今有别么？于是，我渴望回到商鞅的时代。于是，我细细地研究商鞅。

读过商鞅，才知道我以前的浅薄。读过商鞅，才让我洞悉人世间的坦诚与机关。我为商鞅的生感叹不已，我为商鞅的死难过。

【一】

“商鞅”是后人这么叫他的，他其实姓公孙名鞅，由于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公子，后来却在别国做官，所以当世多叫他卫鞅。卫鞅者，卫国的公孙鞅也。

根据我们现在的说法，卫鞅是自己跑出来的人才。按说他从一出道就很有眼光，选中了魏国的相国作为自己进身的台阶。而且魏相国果能慧眼识珠，在自己快死时向魏王推荐了他。中国人提拔官员从来就很注重资历，偏偏卫鞅非嫡出王孙，又年轻，而且默默无闻，所以到底没能引起魏王的重视。看看魏君、臣的对话，我们就不难掂量出卫鞅在魏王心目中的分量——

“会座病，魏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一向霸道，即使你有天纵之才，有鲲鹏之志，君一样可以视你如草芥：我不用你，但也不能让别人用你。好在魏王眼拙，让卫鞅白捡了一条小命，不过他不得不另谋出路。他想到了急于称霸的秦国。卫鞅虽然自负，自认为有济世之才，但知道要别人认同，总得有所表现吧？吃一堑长一智，卫鞅汲取了这次教训，面对秦孝公，他学会了修饰自己，极尽矫揉造作之能事，一进“五帝之道”，再进“三帝之道”，再进“霸道”，让秦王捉摸不透他究竟有多深的道行。所以后来太史公对他颇有微词，甚至认为他的这种做法与走宠臣的门路是他最终蒙受恶名的原因之一。就这一点，我以为卫鞅是冤枉的。

太史公的意思，卫鞅很不地道，但在卫鞅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可怜，卫鞅也不例外，所谓“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其实就跟市场上的白菜萝卜一样。而且中国历来的择人标准也很有些问题，就是到了任人唯贤的近代，讲书法必言师承某人，论文学也是讲究出于谁翁门下，有时看看名人传记，往往冠以某世祖在某朝为官的根由，更何况父爵子袭的时代呢？《商君列传》开篇一句就道出了卫鞅不得不依傍他人的隐哀：“商君者，卫之诸庶公子也。”虽云公子，却是庶出，这无疑注定了他的政治地位掺杂了不可排泄的水分，偏又年少，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政治背景和资历不够条件，要“卖”掉自己而且还要卖个好价钱，谈何容易！太史公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但他却以他本人的耿介来要求卫鞅，似乎是有些强人所难了，且又以腐儒的眼光来审判卫鞅，说这是取祸之因，那么，如果卫鞅的变法立足于权贵们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正好合了权贵们的胃口，结果又当如何呢？

他的蒙受恶名，究其实是他的太过执着。

【二】

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秦孝公能用卫鞅，本质上不是因为宠臣的引荐。那时虽然讲究父爵子袭，但由于群雄相争，毕竟得靠实力，所以有作为的君主在满足亲朋好友的欲望的同时，还忘不了搜罗人才来满足他自己称霸的野心。哪个诸侯王不想一统天下呢？几千年后的美国政府千方百计要挽留华罗庚等中国学者，可以作为秦孝公破格任用卫鞅的最恰当的注脚。

卫鞅终于有幸凭籍自己的实力如愿以偿，虽然手段有些不怎么正大。

卫鞅后来的遭祸从他当政的时候就已现端倪，这倒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并非如太史公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刻薄寡恩，而是他太过于执着。卫鞅要以法治国，而且不认皇亲国戚，这在靠“金口玉言”定乾坤的世道，自然难免碰壁。他的新法对那些王公贵族及地方豪强十分不利，极大地束缚了他们盘剥百姓的手脚，堵塞了侵吞公款的渠道，自然就招致了他们掣肘。最先跳出来的公然是太子。从当时的背景推测，太子迟早是王位的继承者，国家富强了对他是有利的事，他没必要第一个以身试法，至少，他得以储君的眼光看一看再说。他的犯罪，很可能是他身边的那些权臣的杰作。权臣们要把太子推到浪尖上是有道理的，其一，太子是王位的继承者，卫鞅将来的主子，卫鞅不敢得罪他；其二，古代的法从来就是主子给下人立的规矩，没有下人给主子立规矩的，卫鞅加刑于太子，则是大逆不道，若是不加刑于太子，卫鞅等于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其三，按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和心态，孝公不会不护犊子，孝公偏袒太子，就等于砸了卫鞅的饭碗。不过，他们都小瞧了卫鞅。卫鞅固然有些偏执，但也不失圆滑，他虚晃一枪，拿太子的师傅做了替罪羊。权臣们的计谋虽然暂时没有得逞，但卫鞅却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中国的法并非如慈禧太后她老人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时刻在变。三皇五帝有他们的法，夏商周有夏商周的法，各个王朝的法都不尽相同。法可以变，但不能有损于统治阶级自己的利益。历来的革命，矛头都是对准别人而不是自己。卫鞅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这才是至祸之源。一千年以后的王安石也犯了相似的错误，虽然逃过了遭受刑戮的命运，可终究还是落了个丢官归隐的下场。

【三】

卫鞅功成名就之后，得到了商、于两地作为封地，从此号为商君。这时候的卫鞅，可以说是显赫之至。有一个叫赵良的人这时候去见他，其中有几条意见提得非常有力，其一是“刑黥太子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其二是“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难免招来朝野的猜忌，其三是“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于是劝他“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即是功成身退。这几条意见中只有“畜百姓之怨”未必恰当，太史公虽然也附和赵良的意见，但他不得不承认，卫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贼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赵良的所谓“畜百姓之怨”，其实该叫做“畜贵族、豪强之怨”。

卫鞅并不是一个糊涂人，自然不会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所依靠的无非是秦孝公这颗大树，但有生必有死，孝公崩，若无宫廷之变，必定是太子继承大统，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防范，只不过他的方法太愚蠢，没有以当时最流行的手段结党而废太子另立储君，而是豢养武士，“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正好给了敌对势力以攻击的借口。由于有“刑黥太子师傅”在先，其后果可想而知了。此时如果归隐山林，也许保得住身家性命，可惜他竟没能听从赵良的规劝。

也许是归隐不能吧，我们无从考查了。卫鞅后来终于难逃分尸之厄，应归咎于他不善于给自己留后路。由于他少年得志，好大喜功，真以为这“法”出自他手就真的由他说了算，他充其量不过是秦王手中的一张牌而已，加上心存魏王没能用他的积怨，竟诱俘魏公子卬，断绝了最后逃生的路线。本来春秋无义战，诱俘魏公子卬无可厚非，不过这样一来，他便闯不过逃亡路上的必经之地——魏国。魏不用商鞅，失了先机，后来的几次军事斗争都铩羽而归，亏了元气，自然不能因为卫鞅冒覆国的危险。从现存的史料分析，卫鞅豢养武士，貌似汹汹，却并非如赵良所言有“南面而称寡人”的野心，当他得知继承王位的太子要报复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举兵反叛，而是逃到了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并把他逼回秦国。走投无路的卫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作困兽之斗。

【四】

卫鞅长于刑名之学，执法严峻，很有些“前卫”的味道。可惜他生不逢时，从黄帝到周，先是以“德”治天下，后是以“礼”治天下，说白一点，都是“人治”。在人治社会，卫鞅要以法治天下，自然不合时宜。若非秦孝公急欲称霸天下，只怕他连一试身手的机会都没有，这在以后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君主时代可以得到明证。

卫鞅生得孤独，死得悲壮。

卫鞅之死给了时人及后人一个教训，就是做人一定要学会和稀泥，即儒家之所谓“中庸”。它并随着历史的流转而演变，这里面的学问可是越来越大了。就以我们今天来说吧，经过了几代人的斗争，终于可望进入法治时代了，为了惩治贪官，廉洁吏治，自上而下都设有监察部门，专门监督各级官僚廉洁从政，而那些众多的监察人员是否就忠于职守呢？还有那些在公、检、法的专门执法人员是否就都能秉公执法呢？说到底，行政长官的权力高于一切，我今天可以要你执法，明天我可以让你滚蛋。所以现在的不少官员，那和稀泥的功夫真可谓登峰造极了，他们可以把一团泥巴搅和得谁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东西。就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吧，大家似乎都知道中国不改革就没了希望，可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为了身边的三姑六婆，嘴里高喊改革喊得比谁都响亮，而手底下做的却是另一套欺上瞒下的勾当，执法人员的眼睛因为自己的利益不亮了，群众的眼睛因为雾中看花也看不见了，大家都“和谐”了。

卫鞅死了，孬种就更多了。这是历史的悲哀。

今天的地球格局就如几千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往后去恐怕会有更多的卫鞅，自然也少不了维护集团利益的反对势力。那么，今天的卫鞅，还会如几千年前的卫鞅么？

我相信，历史在变，天道在变，人心也会变。历史，绝不会简单的重复。

2003年草

2011年发现于占卜书中

2012年1月2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