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兴衰的两个字

现今的中国，怪事频出。党风日坏，政风日败。许多的好事办成了坏事，许多的惠民工程大都变成了害民工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如若不信，我们可随手拈取几例。

例如，新农村建设。本意是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设施和条件，同时将多余的空闲宅基地腾出来复耕。对于地少人多的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却遭到了群众普遍的抵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原因就在于贪官们将此当作了一次难得的中饱私囊、发大财的良机；一次显示政绩、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首先，不顾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搞一刀切。其次，不是尽可能的降低成本，而是在规范化的幌子下，和开发商勾结，谋取暴利。结果往往是老宅基地没有腾出来，又占用了大片良田。为了掩人耳目，不少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沿街道修高墙、建造假楼房愚弄世人的闹剧。

再如，保送生和高校自主招生。这原本是突破目前相对僵化的高考模式的有效手段。学有所长的学生，不会被一考定终身耽误前程；各名校也能够发掘到自己急需的优秀生。但是，实际结果却是，保送生的名额基本上都被官宦子弟霸占；自主招生也变成了纨绔子弟的进名校捷径。

凡此种种，难以胜举。有一种最常见的现象，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有了矛盾纠纷，国人不是求助于法律，而是忙着找关系。因为后门的确比前门更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要付出一定的入门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为什么好事总要办成坏事呢？俗话说，事在人为。关键是掌握着权力的人不行，能力差、素质低、缺乏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那么，为什么这些庸才甚至混蛋能够进入党政部门呢？关键就在于用人制度违背客观规律。我们国家是选拔干部，而民主国家是选举干部。“拔”和“举”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结果却往往是天壤之别。

“拔”，是上级机关，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上级的主管领导（一般是一把手）根据自己的用人标准，将符合自己需要的人从下面提拔上来。这个人首要的条件是对自己忠诚、听话。当然也要有一定的能力，能为自己办事。但是，能力特强的也往往不敢用，唯恐对自己的位置构成威胁。所以，好多的单位就造成了武大郎开店，不用高个的局面，能力一级比一级差。领导显得高明，下属也尊重领导、服从领导，单位一团和气，工作虽然不可能干出色，但好歹能有一个平稳的局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以平平安安混日子。当这些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国家的总体实力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一级一级提拔起来的干部，眼里只有领导，只对领导负责。至于国家大局、社会舆论、群众利益，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群众千个好万个好，不如领导一个好；群众咬牙切齿恨之入骨，顶不上领导一个包票。所以，就势必造成脱离群众，干群对立的局面。

而“举”就不同了。一个人的品行、能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共同推举他做领导。他主要对下级负责，为下级服务。一旦他的承诺不能兑现，随时能够被赶下台。所以，他在工作位置上，一般都会尽心尽力。另外，领导的权力是在监督和制约之下行使的，领导人不可能也没有机会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集体。从而有效的从根本上预防了政策的失误和腐败的发生。于国于民于工作都有利。

一句话，谁能够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为谁服务。

也许有人会说，解放初期，我们也采用的是选拔制，为什么大多数干部都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君，大都是历经艰难困苦，对下层人民群众的疾苦有较深的了解，尤其是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都能够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其下属官员也大致如此。所以每个朝代的开始阶段，大都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待到子孙掌握政权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天下成平日久，这些富贵子弟养尊处优、不谙世事，总认为江山似铁打的一般，任谁也不可能夺去，所以往往就骄奢淫逸为所欲为了。长此以往，政权必然易手，当权者身败名裂性命不保，后嗣被斩草除根，又开始下一个轮回，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1945年7月，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所以，要想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废“拔”用“举”。也就是废除专制，实行民主。

没有民主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强盛！

没有民主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复兴！

没有民主的政党终究会被历史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