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良知的校车事故
继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之后,最近,江苏、广东再次发生两起校车事故,校车的安全隐患令人担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校车事故的频出,无不拷问着我们的教育制度,拷问着执政者的良知。富有力度的文字,透视校车事故背后令人深思的问题。
甘肃正宁原本核载9人的校车,因为乘坐了64个孩子,造成死亡21人的重大安全事故。且不说校车的车况无法与欧美相比,单就如此严重的超载,便也足以暴露相关机构责任的懈怠,甚至对于生命的漠视。而这21个孩子淌在事故现场的鲜血尚未干涸,在江苏,便又发生了场面惊人相似的悲惨一幕。
尽管事故发生如出一辙,但时至今日,除了死亡15个孩子的事实相对确认,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甚至于车上究竟乘坐了多少个孩子都搞不清楚。官方发布的数字,虽然不断变化,但最终还是没有突破超载的事实框架,与幸存学生叙述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以及施救群众称侧翻时车上有60多名学生的事实大相径庭。除了亲人心肺陷于撕裂的哭喊,除了父母精神陷于崩溃的痛伤,没有人听得到孩子们在天堂里的哀怨声。
坐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教育局长鞠躬道歉,公安局长泪流两行,我们相信这种态度是真诚的,毕竟那是十五朵含苞欲放的蓓蕾,一场意外将其彻底摧毁。对于家长来说,这样的道歉太过牵强,那种拥挤不堪而车况又差的校车存在不是一天两天,所谓的监管不过是流于形式的走马观花;对于死去的学生而言,这样的道歉又有何意,那种“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响亮口号不过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海市蜃楼,他们年幼的生命不该以这样悲惨的方式终结在上学路上。
校车事故不断发生,已经出离了令人发指的重大安全事故的局限意义,其进一步的深意,在于相关机构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教育的良知,对于权力的公信。
孩子的生命,已经凋零,只留下教室里空空的座位,以及家里没有笑声回荡和快乐弥漫的父母孤寂的身影。如果没有那一场事故,一切都还是完好如初,一切都还是希望尚存。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在政府对于校车管理领域,彻底摒弃。我们已经习惯了逢年过节和重大政事期间警方对于车辆超员的严厉管控,我们也已经习惯了平常时段警方对于超员的默许纵容,在经济利益面前,生命成为可以冒险的代价。作为学生的父母,明明知道这是一条便利与风险同在的求学之路,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教育设施,那条简陋的学途,承载了父母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全部希望,除了进行这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博弈,谁还能为其提供一条两全其美的选择?据说,因为事故发生,相关部门已经停止了所有的校车服务,孩子的父母,能有什么选择?
文明的国度,教育总是立为根本,这是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对于整个民族的起码良知。我们也是这样说,却未必都是这样做。源于能力所限,我尚不清楚政府对于教育投入究竟占到GDP的多大百分比,以及在城乡之间是否进行了相对公平的分配,是不是也已经习惯性地与国际接轨,但校车事故作为窥教育之一斑,也略见教育之寒酸。我们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建设世界上最豪华的政府大楼,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教育需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几十万的公车一个人坐,而我们的孩子,却是几万的校车几十个人坐。据坊间传说,那些处理事故的领导们,竟然都是SUV丰田越野车(没有权威机构证实,仅在微博浏览到此消息),于是,对于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校车投入财政困难的理由,我总觉得那是昧着良心说出的应付公众的借口。
购置校车没钱,但出现事故则是立马到位。一个孩子的赔偿数额,是50多万,算是一个孩子生命的全部代价,外加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我不知道,那些在天堂还能看见事故现场的孩子,会不会接受这生命的标价,会不会生出为什么不用这些钱买车而用这些钱买命的质疑。我不知道,相关机构如此紧迫地达成协议并予以赔偿,到底是出于处理善后的需要,还是出于平息民愤的公关。因为,我始终都有一个疑问,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为什么对于一个学生乘坐校车的数字会如此敏感,以至于总不能调查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便挨个儿问问那些上学的孩子是不是乘坐了那辆车,时间也足够了。
校车事故,检验着每个人的良知。我没有太多的话,只能祈愿天堂里的孩子,在有校车的学堂,继续有书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