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辛酸背后的法律无奈

按劳付酬，欠债还钱，本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中国，欠钱的往往是扬眉吐气，被欠的反倒是低三下四，却不能不说是另类的中国特色，以至于特色的颇为变态。昨日，央视《新闻1＋1》特别报道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亲自出马，带领农民工到某县公路局依法讨薪，被执行人见级别不知道比自己高多少级的省里领导亲自督办，马上便到银行取了钱，还了款。

效率之高，却非四处申诉多年无果的农民工可以想象。当然，这领导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情景，也并非是院长的独创，前些年，总理不是也亲自给农民工讨薪吗？

年关将至，农民工必须拿到血汗钱，才可以给老婆有所交代，给孩子交上学费，也才能给父母养老，给妻儿盖房，或者说，农民工一年挥汗如雨地辛勤劳作，寄托着农村一家人全部的生活希望。但是，某些黑心老板们却并不体谅农民工的生活艰辛，只顾自己悠然自得歌舞升平，逍遥自在花天酒地。农民工，这一明显带有歧视印记的别样称呼，见证着一个时代的沧桑。他们没有钱，去维权都垫不起交通费，打官司交不起诉讼费；他们没有时间，维权等于坐吃山空，跟欠钱的老板们根本耗不起；他们工作难找，即使没有合同，甚至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依然能够逆来顺受顽强工作——农村一家老少的希望，是他们可以忍受强度最大条件最差待遇最低的全部精神支撑！

可是，年底了，老板们一声没钱，便让农民工一年的劳作顿时化为洁白雪花掩盖下的枯枝烂叶。面对如此冷漠绝情，谁能为了稳定与和谐保持理性与克制？打不起官司，耗不起时间，他们只是农民工，跟财大气粗的老板们玩不起，于是，只能凭借极端的方式，上塔吊，爬高楼，拉横幅，堵大门，以获得媒体的关注，引起领导的重视，从而促进关系个体民生冷暖的问题解决。

中国的法律，已经为农民工准备了充分的救济途径，可以调解，可以仲裁，可以起诉，甚至可以刑事介入，以追究老板们恶意欠薪的刑事责任。如此众多的救济渠道，为什么始终杜绝不了农民工欠薪的社会问题呢？被院长亲自帮助讨薪的农民工，曾经过了漫长的一审、二审、再审、再再审，背负越级赴省进京扰乱社会治安的上访罪名（不知道是不是曾被追究，新闻未涉及），北京与郑州之间，七年时间先后40余趟，黑头发都成白头发了，正义才迈着四平八稳的老爷步子姗姗来迟。我斗胆猜想，既然让老板还钱的官司能耗上七年时间，也就可以耗上十七年，只不过院长亲自过问，才得以中断，使得农民工的权利实现成为现实可能。

农民工能够讨薪成功，既不是源于对方的诚信与自觉，也不是源于司法的公信与权威，而是源于院长的权力。老板们面对讨薪尚能应付自如，何况是有权有势的公路局呢？他们有足够的能耐让司法无奈，却不敢对高高在上的权力有半点不敬。从这一点看，被院长帮助讨薪的农民工是幸运的，就像被总理帮助讨薪的农民工一样，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于是，那种通过非常规极端方式讨薪的情形依然不会从生活中彻底消逝。

不是有刑法吗？老板们难道不怕坐牢？与恶意欠薪罪一同生效的危险驾驶罪，时至今日已经追责20万起案件，但恶意欠薪罪却尚未先例。其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命题，却不是我等小人物可以知晓的。

院长亲自给农民工讨薪，确是令我颇为感动，毕竟奔波在维权路上的农民工终于可以安心地过上新年，不再有辛酸之后的万般无奈。但感动之余，却又莫名地生出一些极不和谐的冷思考，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面对欠薪，他们到底该是去依靠法律维权呢，还是该去寻求院长帮忙呢？据说，某地已经出台了新规定，对于通过拉横幅、爬高楼、上塔吊等极端方式讨薪的过激行为将认定为“恶意讨薪”，以危害社会治安论处，予以坚决打击。农民工的维权之路，注定是机遇与风险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