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发展浅谈

民俗学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中业的德国，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国的民俗学至今仍不足百年，算得上一门比较年青的学科。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民俗学走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

一、“民俗”概念及中国民俗学的产生与渊源

民俗学产生于德国，创始人是格林兄弟，代表作即流传世界各地的《格林童话》。当时他们编纂此书的初衷是为了抵制法国文化的侵蚀，重建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因为在他们看来，最能代表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就是民俗。但“民俗”（Folklore）并非格林兄弟提出，而是1846年由英国学者汤姆斯创用的，他将撒克逊语的“fol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学问）合成一个新词。后来学界为了区分，以“Folkloristics”专指民俗学，以“Folklore”专指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关于“民俗”的定义很多，（关于何为“民”、何为“俗”的定义也很多，这是所有学科的通病，似乎都要为自身的存在论证其合法性。）在中国比较通行的说法是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所提到广义上的理解：“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学即是以这种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民俗”二字在中国出现很早，《周易》、《尚书》、《韩非子》等书中就已经有此二字，其大体意思基本上是说民间风俗，而这民间风俗又更教化密切相关，教化得当，则民风淳朴，反之亦然。民间风俗的含义在中国延续了很久，中国早期的也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专著，著名的如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而历代地方志中也多列有《风俗志》或类似的篇幅。

正是由于以上渊源，当二十世纪初顾颉刚等人研究民俗学的时候，将对象主要限制在了民俗上，由于处于草创阶段，精力也主要放在了民俗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之后尽管吴文藻等人从西方引进了一些人类学理论，但并未在当时的民俗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四九年由于政治原因之后这一支派基本消亡，改革开放后才又从新引进。

二、当今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将近百年，在这百年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同其他学科一样，也面临着很多问题。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在其论文集《民俗解析》序言中曾这样说道：“我希望这些文章会激励中国民俗学家门做两件事情。首先是就相互感兴趣的话题更主动地参与到民俗学家们的国际对话中去。其次是从民俗的搜集和记录转移到分析和解释的批评场域。”从邓迪斯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两大问题：

第一，多数民俗学研究者目光狭隘，局限在国内的小圈子里，缺乏同国际同行的交流，对国际民俗学界的发展不甚了了。民俗学与史学不同的一点在于，它是一门外来学科，各个民族的民俗又具有共通性，这就使同国外的交流变得非常重要，但我们的民俗学研究缺乏国际视野和水平又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其实有这种缺陷其实不止民俗学，这也是国内大多数学科的发展的通病。

第二，国内民俗学的发展仍停留在简单的民俗材料搜集和整理层面上。我并不是说这种工作没有意义，材料搜集和整理是所有研究的基础，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层面上，我们所做的工作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我们如果不能对材料做出分析和解释，我们甚至都无法论证民俗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以上两种缺陷的养成既与四九年后长期封闭的国内学术环境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体制，国内学术界的浮躁气氛有莫大关系。我们有民俗学，有民俗学研究者，却谈不上有真正的民俗学家。除了邓迪斯提到的两点，我认为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国内民俗学学科的尴尬地位。在中国，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三者之间似乎总有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民族学和人类学是等同的，在中国似乎也没有那个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存于一个学校中，如兰大只有民族学，中山只有人类学。但中国的现实却是，民族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民族史研究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阐释者，而与真正的民族学研究关系反倒不大，这一缺陷正是由人类学来补充的，因而，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成了并行不悖的两个相互补充的学科。作为一种研究生活文化的学科，民俗学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文化人类学，不仅研究对象相似，研究方法也都是文献与田野调查两种，因而民俗学多少给人一种名分不正的感觉。

第二，我们不仅在民俗的分析和阐释上缺乏建树，在民俗的材料搜集和整理上的工作也不能令人满意。长期以来，我们的民俗学研究很多是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材料搜集上也是各自为战，不能实现资源共享。（这也是每一个文科学者的共伤，我们一直缺乏完备、方便的数据库。）这不能不归咎于现有的教育和行政管理体制，作为一个卑微的学生，我们对此又能怎样！

三、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展望

中国民俗学并不表示仅仅将目光局限在国内，它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各个民族的民俗研究共同之处非常多，因此，将来中国的民俗学发展必须与世界民俗学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俗学发展才有出路。其次，借鉴西方人类学知识进行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仍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流，我们必须有一批熟练掌握外语、真正通晓人类学知识的民俗学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谈与国外的交流，才能谈真正的民俗学研究。中国学术的重任已经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份历史责任，这样才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