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囚禁性奴案背后更多的应是沉甸甸的问责
“洛阳囚禁性奴”案,引起轩然大波,其背后隐藏着什么问题?作者就此从社会环境、人性、知情权等方面入手,步步为营,层层析疑,揭开了案件背后众多深层次的问题,透视出风气道德、法制建设上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值得深思。
由《南方都市报》首家曝光的“洛阳囚禁性奴”案,近来引起轩然大波。疑问、痛恨、惊叹相互交织,公众在关注新闻本身的同时,惊叹李浩作案的地窖的“天衣无缝”的设计;疑惑被囚女子为李浩争风吃醋、为其卖淫赚钱;痛恨李浩残暴的虐待手段;惊叹在繁华闹市中的作案行为竟无人察觉......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反应背后,很少人能想到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问责:为何在闹市作案无人察觉?为何被囚女失踪多年无人报案寻找?为何李浩在工作中和作案时判若两人?为何记者追寻新闻真相时,有自称洛阳市委的男子粗暴阻挠,并将“性奴事件”称之为“国家机密”。显然,洛阳性奴案背后,该有的更多得是沉甸甸的问责。
首先,我们来还原新闻事件。
9月,河南洛阳警方破获一起发生在底下4米深处的案件——消防兵转业的34岁当地男子李浩在两年的时间里,瞒着妻子咪咪在外购置一处地下室,耗时1年开挖地窖并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期间两名女子被杀害。
沿着事件的绳索,让我们一一分析这起案件。
长达1年的时间里,李浩挖地窖,运土石方,周围邻居竟毫无察觉?
在地下挖4米深的地下室,安装7道铁门,将地窖精心设计成两间上下层房屋,李浩不可谓不用心。这样“大兴土木”,深处繁华市区的邻居们竟毫不知情,这就凸显了当今城市化带来的问题,面对城市化的巨铲,我们只能轻唱“故乡”的歌谣,旧时相亲相爱的大院人家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铁锁加防盗门,是“不准独自随便出门”的警告。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对门间的距离成为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我们共居一个小区,同住一个单元,却叫不出邻居的名字,而对一个陌生人平日里沉默的“体力劳作”更不会在乎。就这样,在邻居们的“漠视”下,李浩的“地下宫殿”顺利完工。
6名女子失踪多年,竟从未立案抑或无人报案寻找?
案件中的6名女子均系洛阳市区KTV、夜总会的坐台小姐,6人连续离奇失踪,2年时间里,他们服务的夜总会竟不报案,或者有人报了案,对于特殊工作者,警方也未必立案。失踪了却无人问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被害者的身份,难道只因为她们是坐台小姐或性服务者,就要被排挤吗?一直以来,性服务行业都处在一个尴尬的领域,定性为非法得不到保护,但却为数众多,有稳定的社会需要,在社会的漠视、法律保护大门紧闭的境遇下,性工作者一直挣扎在崩溃的边缘。孟德斯鸠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我想在祖国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一个公民无论贫穷、富有、无论显赫、卑微、都是整个国家。我们的政府应多给予她们关怀,我们的社会也应多给予她们宽容。
为何平时中规中矩的李浩却是残暴的性奴犯呢?
报道称被囚女子毫无反抗意识,患有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认为不然,首先,他们被囚在潮湿、狭小的地窖,空气混浊、食物短缺,没有体力逃脱设计精妙的牢笼;其次,他们眼看两名不听话的女子被活活打死,遭受恐吓、威胁和性侵害,反抗无果,只能暂时顺从,求得生存。而平时按时上下班、沉默老实的李浩的另一面却是残暴的恶魔,对于这一点,警方目前正在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但不管李浩精神是否正常,政府及社会都应该反思。一个人费尽心机作案,除去自身原因,必有社会原因。这让我想起了福建南平血案,郑民生残暴杀害了8名小学生,只因被女友抛弃而仇视社会、想报复社会。也许,李浩只是另一个郑民生或马加爵。在原因未查明前,我们只能认为他作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和控制欲,而政府应该做的是深深的反思:为什么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性变得越来越冷漠?过大的贫富差距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什么?我期待国民的成人礼,乐见国家的成人礼,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再反复讨论道德、底线、尊严。
把“国家秘密”当“性奴”对待,为何调查记者被阻挠?
南都记者入住的酒店内遭遇2名始终未“亮证”的男子近乎粗暴的“你这是在侵犯国家机密”的质问。“洛阳性奴案”本身,应该是一起关乎民众知情权的刑事案件,何时成为“国家机密”?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传播障碍完全被打破的时代。“国家机密”只能成为某些政府或官员的“遮羞布”。前不久,洛阳记者李翔突遭横祸,被疑因报道地沟油事件遭人报复,不管李翔的死是否与报道地沟油相关,他身上都承载了太多民众对真相的期待。在当前众多公共事件的调查中,相关利益部门为了自身利益重重设卡,事实真相也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不出。记者为社会正义鼓和呼,必然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原本十分崇高的职业变成了高危职业。洛阳性奴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惊叹号,还有许多问号。二战中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大部分是普通民众,从性奴案的分析看,李浩作案,我们都可能是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