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它是于1853年颁布的—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全面的农民革命斗争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社会组织、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此制度对农田分配方法的颠覆性革命，是对旧的封建制度的致命性抨击。起码开始时在这个早期天朝王国内，再也没有民无田、人无食、商欺民、官压民了，此项制度深刻反映了农民阶级对现实的不满，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对耕者有其田的渴望。

在封建清朝的压迫下，田赋严苛，农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常语有云“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强，则反抗愈烈”。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太平天国的产生在自然的运行规律下是必然的，它顺应了天道，而《天朝田亩制度》的修订与发布也是随之而生，是人民反抗的结果和表现。但由于人民过于渴望摆脱封建制度和建立自由的世界，导致它发布这样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它那个现实环境下，“平均主义”脱离了现实，是一种空想主义的体现。

现从其基本纲领分析其不可行性亦能明之一二。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就是企图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消灭一切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并不否认在以后的发展下，人们的观念、思想会发生大的变化，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封建主义思想尚未清除的情况下，太平天国里这种近乎共产主义的社会实现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农民们刚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有满足自身愿望的需要。只要有阶级，就会有不平等，就会有不均。“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在这种农民阶级制度下也不会实现。

事实上，咸丰三年到四年间，在太平军西征进入安徽、江西以后，鉴于天京极度缺粮的实际情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上奏天王洪秀全，提出为了“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要求准许“照旧交粮纳税”，得到洪秀全批准。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仿照清朝旧制收征田赋。这样，农民没有分到土地，土地公有的理想被事实上的维系旧制所否定。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只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而未能得到根本改造。这样，《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上的分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空想主义注定不会长久。

并且，《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各户儿童每天须到礼拜堂听两司马讲书传教，两司马就是教师；每礼拜日，伍长率各户男、妇到礼拜堂听讲道理；各种宗教仪式，亦由两司马主持；各家发生诉讼情事，必先由两司马裁决、处理；两司马还负责保举人才；遇有婚丧嫁娶之事，也由两司马主持祭告上帝。总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农民生活的基层组织，就是这样一个以25家为单位，把土地、民政、军事、财政、宗教、教育、司法、选举等等社会职能统一起来的基层组织。同时又是一个废除了一切私有制、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单位。《天朝田亩制度》中关于对农民的管理方式和划分，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进步。不可取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打着上帝的旗号以便于号召农民，顺应天理，老百姓们大都没有科学意识，认为确实是上帝指引他们起来反抗，于是便拥护太平天国，起义反清。太平天国的领导们也常常以宗教迷信来领导农民，来鼓舞他们一起反抗奋斗，这在起义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使他们能够建立太平天国，但在太平天国建立以后，仍然以宗教迷信来号召群众，显然这是可笑而又不可取的。宗教绝对不是封建迷信，但凡是将宗教与封建迷信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伪宗教，甚至是邪教。用对巫鬼蛇神的迷信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本身就不再真实。《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从宗教迷信这点看来，也是太平天国灭亡的一个征兆了。

通过对《天朝田亩制度》的阅读和审视，我认识到，要想建立像里面所描述近乎共产主义的社会必须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政治等条件背景下，才有可能实现。“天下人人不受私”从心理学得角度来看，似乎不太可能，人类主体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有序化规模，也就是说，主体的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就是“为已”，如果没有“为己”或为“自己人”作为前提，一个人就很难有动力、有兴趣去做事，去奉献。当然，现在谁也难以预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理想的实现不是没有可能，但它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曲折而又漫长。起码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充满了狡诈、欺骗、虚伪……还有拥挤不堪的的现实社会，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盼望了。

向来不愿碰触有关近代史的文章、书籍，除了对改良派运动、新民主主义、五四运动还有一些好感和兴趣外，其它都是我尽力回避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那一段历史太复杂，离我太近。读了《天朝田亩制度》及其简单评析后，我的笔下也就剩下了以上这些文字。不求真的读懂、分析透彻，只愿写我所思道吾所想，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