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的蛮横

中国的官僚体系和企业家体系是改革的最大获益者。在此基础上，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获得了部分利益。但现在的形势是中国的财富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形式更快的向官僚体系和企业家体系集中。这种快速集中打破了中国原有的财富共享模式，使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处在不确定当中。中国官僚体系和企业家体系合法或非法的联合加速了这种不确定性，这便是普通民众焦虑的根源所在。

中国的官僚体系从来就是一生二，二生三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依赖于社会制度而改变，这种模式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这种模式的特征就是对节点的强调作用。这种对节点的极端重视，一方面有利于整个体系运作的高效，一方面也淡化了其他力量对节点的制衡，导致了节点的权力蛮横。这种蛮横直接影响着其他力量的兴衰存亡。可以说当代官僚机构体系在和其他体系互动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都是这种过于注重节点作用的直接后果。一旦节点变质，这个节点以下的体系将会遭到重创甚至毁灭。中国的企业家系统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副系统。中国的官僚体系决定了资源在中国企业家分配比例，也就决定了企业家系统内部元素的实力大小。其他系统成员将受到这两大系统的影响。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财富在快速的向这两个系统里集中。至于这两个系统已经形成互相依附。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寄生关系。那么这种寄生关系如何实现的呢。先详细论述之。

两个体系的自利性是两种关系寄生的经济动力。可以说中国的改革的却催生了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存在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是本能的，这种力量到目前为止，没有力量可以和他抗衡，所以这两个体系的节点表现出异常的蛮横，一种表现为权力的蛮横，一种表现为财富的蛮横。这两种蛮横一开始就是畸形的，这就像一个有两个头，但只有一套身体的怪胎，最总的结居必然因为支持系统超负荷而崩溃。崩溃的的标志就是支持系统的不堪重负。表现在更宏观经济上便是国强民弱，表现在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蛮狠的权利体系非法侵占。这种非法侵占有时候通过子系统立法的形式出现的，有时候通过节点的非法剥夺而实现的，但不管如何，都得到了一个客观的结果，那就是其他系统的财富快速的向这两个体系中转移。这表现在社会当中，便是公务人员的应考数量曾几何数激增，也表现为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地位政治地位急升，而其他系统如产业工人，如农民工，如农民的政治地位下降。这种政治地位的升降变化真实的体现在社会各成员的实际感受中。而不是体现在政府的文件中，或是教科书中。

在这两个体系中，有着共同点和不同点。对相宜的分析有利于，系统内外的成员在彼此的博弈中，更能清楚的认清自己的在系统空间的地理位置，这样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维护。

相同点

1、对上负责对上负责是金字塔官僚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因为体系中节点的权利来于更高层次节点的授权，节点终于对授权的上一层次节负责就行，这一方面是上一层次节觉得高效，一方面本节点可以专心致志的研究上层次节点的细微变化，同时也是自己的行为最简。对于上下节点来说，这分明都是高效的，但对于整个系统却可能是有害的。为何这样说，这个系统的健康发展在于整个系统的目标完成，两个层次简的节点过度依赖和绝对负责加剧两层次间相关节点利益的勾结，使节点处在一种不被制衡的位置。这种没有制衡的节点很容易对权力的过度利用。这就造成了权力的傲慢和蛮横。昆明大板镇因为保安打死青年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表现就是这种理论的很好的实践证明。发言人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告诉媒体，说明新闻发言人真正负责的是镇长书记，而不是民众。这种对上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的行为直接恶化了当地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这对于当地政府是有害的，但对于单个的节点确实有利的，因为他通过对整个体系目标的危害来达到了对单个节点的利益维护。这看来很是荒谬，但却是客观的事实。这种荒谬的行为近来大规模的在系统内出现。这种出现使得整个系统的目标受到较大的危害，表现之一就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意。这种不满意通过维稳的形式被和谐，这很危险，群体性民众事件就是这种民意的极端爆发，这种以改变局部节点系统的做法使得整个体系都得做出相应调整，可以说这种调整，系统是被迫的，不是主动地。这种不是主动地调整不利于整个系统目标的实现。

2、对下蛮横节点视下个层次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这种目标因为节点权利的制衡性失效。有这个系统目标的，也有节点个人需求的。可以说下层次节点为上层次相关节点的负责是多方面的，有整体的目标，也有上层次节点自利的需求。这种公私的阴阳变化，说到底是满足上层次节点的需求，以求得上层次相关节点对自己自身的认同，这种认同对于自身来说，可以决定自己在整个系统中的节点位置。所以在社会上表现出很强的奴性。也表现为很强的主子性。这种主仆关系的强烈表现使得这个中国社会具有了强烈的封建主义意味，虽然表面上表现为平等，但实际上依然是主子和奴才的封建关系。正副局长互殴事件便是极为典型的实践证明。可以说和谐正在被官僚体系异化，最终的结局不是权利的自我约束，不是公民社会的直接建成，而是挂着和谐旗帜的羊头买封建主义的狗肉。如果真是这样，对于广大的中国公民来说，真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已经初现端倪。近段时间，各种突破民众心理承受底线的恶劣事件在多领域，频频爆发就是这种特点的集中实践证明。这种实践证明存在着客观性，不依赖官僚体系的意志而转移。即使是温总理和胡锦涛也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为什么，因为这是因果在逻辑中的必然反映。社会现象的发生一定体现着社会运行的规律。种什么样的因必然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3、对本体系以外的漠视。这种对本系统的极端关注，导致了对本系统外的相关体系的漠视，这种漠视忽略了自己系统和别的系统的有机联系。这就好像人得五五脏器官，胃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拼命地产生出消化酶和盐酸，妄图在自己系统中消化尽食物，却根本不考虑其他系统的功能。这种不考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书面上的关心，在书本上，在各种会议上，讲道理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天花乱坠，实践中却是极端的强化自身的功能，就像肿瘤一样，毫无顾忌的膨胀着自己的私欲，最后只能把胃手术掉，这是这个人体系统的必然反映。这里有一个假设，如果人的系统对胃的肿瘤化不做反应如何，那么这种肿瘤将扩大到五脏六腑，到那时候，不仅有胃的肿瘤化，而且有肺，肝，肾，脾的肿瘤化。中国多个领域安全事故的频发和这种现象很类似，安全事故不仅出现在交通运输领域，食品卫生安全领域，拆迁领域，城管领域，桥梁质量领域，而且还伴随着这些器官的腐败化。可以说肿瘤开始在中国的肌体中急速的扩散，这必将影响中国的神经系统，即决策层。这种不良影响是深远的，他将使神经系统的电信号出现中断，或者变异。这种变异是黑社会产生的根源。在自身免疫能力的动态性中断的过程中，变异组织就会布满权利的真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洛阳警方管理的懈怠使得六名女子被困在闹市中的地下室达到数年。劳动部门的劳动执法懈怠使黑砖窑，黑雇工，等损害工人利益的事件频频发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越反越多的怪异现象。可见中国的司法体系并没有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因为有漏洞才造成了违法违纪，贪腐竟成官场亚文化的主流。这种官僚体系的亚文化贪腐主流现象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公民的不公平感。为什么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近几年激增，不是崇高的理想所致，而是包括制度设计和实践中的模型演绎，国家干部获得的实际利益要远远大于其他基层的利益。这种利益的获得不仅有利于自己，而且还是自己的后代和家族站在良好的平台之上。一人当官，万人升天的局面就这样依旧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中国用现代化得衣服包裹着封建主义的肉体，远看起来，气度非凡，仪态万千，走进一闻，才知道满是僵尸腐肉的气息。这种体系使公民有选择的享受有选择的权利。这种对公民权利享受的实际有限性，使广大的中国公民在臣民和公民之间徘徊，这种徘徊让人既感到痛苦又感到痛快。只不过这种痛快和痛苦有着极大地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像飞驰而去的公交车，不是谁想上就能上去的，要想上去，就得紧追这辆飞速而去的列车，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西装革履的奴才。这些人痛苦的享受着痛快，在痛快中体验着那难以言表的痛苦。他们就像金刚石里的碳原子，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固定。虽然能动，也只是震动，在震动中想象着位移的科幻。

对自己利益的过度追求造成了一大推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其他系统对这两个系统行为的本能反映。这种本能是自发性质的，这种自发性质的反应如果得不到这两个系统的回应，那么这种自发性质的反应将会过渡到自主性质的反应，这一点在网络更加明显，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各种非理性的品论此涨彼伏。采取压制的维稳手段只能使社会更加不稳定，节点的特权和权力膨胀导致了系统费节点的极度反感和反抗，可以说节点和非节点的诉求是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控制和反控制。局长互殴便是这种论点的实践表现。

两个体系的相同点是我们知道了这两个系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两个系统高度的勾结，这一方面是国家财富高速的增长，但因为共同的逐利是本来应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政府公司化。被公司化的官僚机构有着比企业家更优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和立法，就是通过立法和强制进一步剥夺公民的致富机会。这就出现了钱为何越来越难挣的现象。可以说当今的中国经济是以政府展开的，这种展开使使所有经济实体必须依附国有经济。这种依附是被迫的，一旦国有经济不在扮演社会调节器的角色，而扮演地主老财的角色时，可以说中国的国有经济就变成了民国时期的官僚资本。这对中国公民将是灾难性的。四大家族的出现导致了民国时期的民众生活极其困难。最终导致了农民阶级选择了共产党。如果中国的国有经济也成为官僚资本，将进一步是农民，农民工和一线的产业工人重新作出自己的选择。这将极大地加剧社会的不稳定。中国社会的精英频频移民，就是这种焦虑心理的集中反映。国有经济的存在意义，对民众来说，是蓄水池的作用，如果蓄水池不仅不能保障民众的经济利益，相反蓄水池成了无底洞，那么民众会因为无底洞的国有资本更加不稳定。但这种现象正在发生，国有企业正在通过垄断的地位通过霸王条款，通过对不良事件的冷漠对到正一步一步争夺民众的权利。这种争夺就是中央政府提出“不民与争利”的客观背景。正式存在着和民争利的大量事实，中央政府才提出不和民争利的政策来纠正，但客观效果是这种局面越演越烈，形成了一批代表国有资本的观点，任志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

官僚系统和企业家系统的相同点使我们明白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经营目标的路径：通过加强和政府有光人员的贷款获得资金的资金，通过和政府互动得到利润高昂的项目，通过和政府的依附来实现对自己剥夺工人阶层的利益剥夺，以自肥自己，以企业作为敛财的工具，是自己通过财富获得响应的政治地位。近来一些老板的蛮横和对财富好不廉耻的贪婪事件说明了这个致富路径的客观有效。而官僚系统因为自身的公司化，追求一把手的利益最大化成为所有一把手优先考虑的问题。无论是贪腐还是通过立法形式的主动保护，还是通过系统内部的勾心斗角，一把手（即节点）通过组织优化的形式使这个子系统对自己对自己个人最有利。这种思潮产生了两个结果：1、节点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维护，节点通过大棒政策或者胡萝卜政策把节点下的子系统染成自己的颜色；对于外部，通过有选择的政策执行，展开和其他系统的利益博弈，以使节点获得最大的利益。一言以蔽之，子系统的节点化。本来系统存在的意义在于整个大体系的局部功能，现在却成了体系的运作完全是为了满足节点的利益需求。子系统中的子节点不可避免的奴仆化，即下层次节点对上层次节点完全依附。保安打死青年的某镇召开新闻发布会，短短五分钟，漠视媒体和大众的质疑，就是这种理论的极端体现。其实这种结局对子体系塔尖节点也是有害的。但这种有害必须通过更上层次的解决。自身是没有解决能力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正常而荒谬的现象，无论如何上级总是正确的，伟大的，英明的。下层次节点总是辛苦的，有责任的。这就导出了第二个结果。2、广大子节点和塔尖节点的利益对立，塔尖节点和塔层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只不过这种利益博弈通过隐形表达的。这种博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塔尖节点对塔层节点的利益妥协，比如为自己部门兴建豪华办公场所，集体旅游，这种以提高自身系统的福利和共同贪污以使塔层阶层对塔尖利益的默认，这种现象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就成所有节点的共性，因为通过腐败每一个人都在系统中获得利益。虽然这种利益的获得是建立自身利益的功能丧失的基础之上的；还有一种就是塔尖节点和塔层节点的利益对立，这种对抗性表现为互不妥协，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斗争不可调和。局长互殴事件便是这种权利斗争模型的最好表达。这种模型在民营企业中也大量存在。企业家或者所谓的领导需要花费大量的心思用到这些事情上边，否则体系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也是考察所谓领导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

不同点

官僚体系和企业家体系是目前中国最为活跃的两个体系，可以说当今的中国现象有很多社会现象就是这两个体系自身演化的结果，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用官方语言说，那就是现在的中国处在初级阶段。所以系统的特点都反映出初级阶段的特征。如果研究这两个系统目前出现的问题。就可以很轻松的知道这句话的真假。这对企业认识当前自身的周边环境，很有实际利益。

官僚体系从本质上是为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系统本身要求自身必须是刚性的，这种刚性体现在整个体系的节点对整体负责，体现各个层次的塔尖节点对整体负责。但当代的中国官僚体系呈现出整体系统内的节点对节点自己负责，整个整体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纠正来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实现。这使这个体系在社会上表现为病态，而消弱了官僚系统作为整个社会的子系统的功能有效性。大量的上访人员，南方的群体事件便是社会其他系统对官僚系统的强制纠正。这种纠正的形式就是动乱和高频率动荡。官僚系统的公司化加剧了这身功能的变异，这种变异使得官僚系统变得柔性，这是腐败存在的根源，也消弱了官僚系统的本有功能，这看起来对企业有利，实质上对企业有害的，因为游戏规则不再成为规则，整个环境充满着大量的不确定，企业只能遵守最简单的规则。那就是弱肉强食，强者通吃。这种规则只重结果，而不顾过程。所以道德和罪恶一样，都是节点实现目标的工具而已。道德沦丧，就成为极其正常的一件事。固守道德反而不能在这种强者为王的体系中生存。

企业家体系的形成和壮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孕育的，所以中国的企业家系统有着中国官僚体系的同性，就是对系统中塔顶节点的全力维护，这种维护是疯狂的，是贪婪的，是没有任何理性的。这种维护恰恰被极有理性的人来实施，塔尖和塔层就形成的各自的痛苦和快乐。这便是中国当代社会集体焦虑和不安的情绪所在。

企业家系统中这种感觉因为制度的束缚性较少使人感觉比较自由些，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实际执行，是广大工人和企业家形成了雇佣关系，企业家以雇主的形式出现工人面前，工人以雇工的形式出现在企业家面前。企业只是满足企业家私欲的工具而已。这就造成了企业家和工人的事实离心，这种离心是始终存在的，企业家有时候为了维持企业和减少费用的端点间移动，这种平移不可能到端点之外。可以说企业的主流文化就是这种端点移动的文化体现，这种体现始终是以工人为参照物的，以老板为主体的；这种离心也造成了企业的亚文化，企业的亚文化也表达着两端点的运动轨迹，只不过这种运动轨迹是以企业家为参照物，以工人为主体的。这种亚文化实质上对企业主流文化在工人层面上的投影。这个特点是企业家系统不同于官僚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因为企业系统中单个企业家的素质不同，使各个企业也处在不同的管理阶段上，以安阳为例，在化工领域，不同的化工企业因为对这些方面的领悟层次不同，而采用的管理技术也不尽相同，导致的发展速度和壮大的规模也相异。双环化工，兴亚洗涤，漫天雪脂油的企业表象实质上反映了企业主的管理思想的层次性。这种思想上的不同物质反映便是现实中企业实物的规模程度。这个特点是官僚体系所没有的。这种服务对象的不同，是社会分工造成的。有些企业家认识不到，就不能在和工人的博弈中利益最大化，当然工人也是如此。工人要想在企业中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也必须明白这个规律的存在。现在的工人并不是企业的主人，雇工的法律身份规定了你只是完成企业家意识的一个棋子。这种棋子的作用注定了你不能通过企业实现自己利益的极大化。你工资的合法减少正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手段。企业也是一样，为了企业的发展，企业不可能顾及每一个工人的利益，企业必须对工人利益的重新组合，用最少的费用使职工尽最大的努力，这个理论叫鱼鹰理论，鱼鹰的理论必须保证鱼鹰捕鱼，鱼鹰捕鱼有两个条件，有鱼鹰，能捕鱼。企业家和工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有工人，能工作。工资就是鱼鹰脖子的绳索，鱼鹰累了，就让鱼鹰脖子上的绳索松些，让鱼鹰有一种多劳多得的成就感，鱼鹰兴奋，就把鱼鹰脖子上的绳索紧些，以使自己多得几条。在企业无非就是一个渔船。对各自角色的清楚认识有利于使博弈中获利。

企业家系统和官僚体系也存在着这种关系。可以说企业家系统是官僚体系的鱼鹰。能否得到官僚体系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发展规模。一旦官僚体系病中，对企业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关心社会发展的恰恰是企业。只不过这种关心集中体现在如何在这个病态的官僚体系中获得自己的利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官僚体系出现的一系列病症是过于追逐经济利益造成的，官僚体系的公司化，和对塔尖节点的过分注重是造成自身乱想的根源所在。企业家系统因为对官僚系的依附，必然表现为两面，一是通过所谓的管理是财富向企业家自身聚集，一方面通过和其他博弈，是自己自肥。而官僚体系因为对自身塔尖节点权利的毫无制约，造成了权利的腐败和企业负担过重。这些直接影响这民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