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跃进的猪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大跃进”运动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创伤却不时间能够抹平的。因此，重温一下“大跃进”的历史，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那个年代，由于上层领导头脑发热而发动的“大跃进”，不仅人在放“卫星”，猪也跟着放“卫星”。

先是粮食生产放“卫星”。第一颗“卫星”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放出的小麦亩产2105斤的高产“卫星”。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新纪录》的新闻报道。随后，各种高产“卫星”就纷纷发射升空。全国各地到处都成了“卫星”发射场，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卫星”上天。不过那时的“卫星”不是靠火箭推上去的，是靠人吹上去的。本来该埋头搞火箭上天的大科学家钱学森看到人们纷纷把“卫星”吹上天了，而自己搞的火箭还迟迟不能点火，特别是当他看到小麦亩产2105斤和亩产3530斤的“卫星”上天后，有些坐不住了。于是，就不务正业地研究起光合作用、粮食生产来，还于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该文论证说：“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有了科学家的理论支持，人们的卫星就越放越大。9月份，广西环江放出稻谷亩产13万斤的巨型“卫星”（其实是把八九十亩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收割）；11月份，山西新绛则放出亩产113多万斤的“红薯卫星大王”（是到方圆十几里收购来放到一起的）。这样一来，毛泽东这个农民出身的领袖，就以为我们的粮食吃不完了，号召人们一天吃五顿。（毛在河北徐水视察时说：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于是，苏州某县就专门下发文件鼓励农民“放开肚皮吃饭”，提出要放吃饭“卫星”。文件明确规定：“一天要吃五顿干饭，如要换换口味，改吃稀饭必须打报告经上级批准后方才可行。”下文件要求大家“胀干饭”，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牛文。

由于农业生产“卫星”越放越大，“卫星”的制造者们得到的甜头也越来越多，不敢放“卫星”的被批“右倾保守”，被“拔白旗”。于是各行各业就都放起“卫星”来。这时候各级领导们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而是发扬“四更精神”——看谁更敢想、更敢干、更敢吹、更胆大。文艺界提出要“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教育界则提出，村村有高中，乡乡办大学。那跃进的速度比现在的大学扩招要快得多。工业上则提出58年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3018.1万元的“大跃进”目标（比上年增长1.2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总产值的70％）。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实现所谓的“赶英超美”。于是，湖南的涟源提出了一年新建扩建1000个厂矿，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8倍的牛皮计划；而广西环江，当年又放出了日产钢铁一万吨的“卫星王”。

此外，还有许多“高产理论”，也随之出笼。比如：耕得越深，产量越高的“深耕论”——“今年深翻五尺三，亩产红薯百余万；明年深翻九尺五，达到亩产五百万！”于是，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挖地五尺的“深耕运动”。河南襄城人民公社员大翻“卫星田”竟然深达一丈二！有人提出要“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它和各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如果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者麦粒象石榴籽那样大的话，产量就无法计算了。”还有人设想：马铃薯嫁接西红柿，地下长土豆，上边结柿子；苞米嫁接高粱，中间长棒子，上头结高粱穗；黑向日葵嫁接棉花能结出黑棉桃——织黑布不用染。甚至还有人想出松树嫁接苹果，让冬天长出苹果来。看了这些“成果”和“理论”，你不得不对当时领导们的胆大、敢想、敢干、敢吹佩服得五体投地！而这些在普通精神病院都不可能搞出来的“创意”，竟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我们的报刊电台的显著位置，并一本正经的向全国推广。你说还有比这牛B创意更牛B的东西吗？要说有，就只有下面这两头猪了。

话说就在人们大放卫星的时候，在山东省五莲县高泽人民公社三教堂养猪场里的一头母猪，也放出了一胎产崽36头的高产“卫星”。一时间，这头猪的大幅照片登上了该县《五莲大众》报的头版头条，中央农村工作部还来表示祝贺。这头猪也一夜成名，象明星一样受到特别的关照，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要是她会签名的话，那她的四条腿就是签成火腿也签不完的。只以为人才爱攀比、想出名，哪知道猪也和人一样。仅过了三个月，这家养猪场的另一头母猪就放出了一颗更大的“卫星”——一胎产崽62头！这家伙更不得了了，它以及那62个猪崽的玉照马上就上了报纸的头条，不仅县里大加宣传，连中央农村工作部都发来贺电，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这头英雄母亲致以亲切慰问。既然有了惊人的成绩，那当然得有值得学习的过得硬经验和措施。对这东西，猪当然是不会总结的，但猪不会，人会。面的对纷至沓来的学习取经人，猪场的领导作出了这样的经验介绍：①领导挂帅，思想领先，提高对搞好养猪事业的认识；②要敢字当头，树立敢想敢干的思想，胆大就能创高产；③搞好管理，精心饲养，促使母猪早长、快长、早发情；④运用多头种公猪科学配种法。所谓科学配种法即：当一头母猪发情后，采用６～７头种公猪轮流与母猪交配。

对猪的虚荣攀比和为达到自己被重视的目的而弄虚作假的行为，我们是理解的。在我们这个一切由上边说了算的体制机制里，“唯上”是至关重要的。上边好大喜功，下边要不虚报浮夸的话，你不仅得不到重用，反而会丢掉乌纱的。领导们的口头禅就是“不换思想就换人”。要想不被换掉，你必须换思想，和领导保持高度一致。这些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总结得四条经验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这经不起推敲的经验，对那些取经的人来说却是如获至宝（其实，有时候人就是比猪笨。难怪有人说，人不如猪的原因就是“猪永远都是猪，人有时候却不是人”）。

先看第一条。这一条说的是加强领导，提高认识的问题。这种说法到现在已成了固定的格式，只要谈经验、讲成绩，这一条都要放在第一位的。但问题是，领导也是人，再有本事的领导也领导不了猪，除非他也是猪。而在思想认识上，人的思想认识可以提高，但对猪来说，你再怎么做思想工作它还是猪啊。如果说要提高的是养殖场职工的思想的话，这和猪产多少崽，有什么关系呢？你的领导加强了，你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别人就能超越生理极限多下崽了？这是个什么逻辑啊？再看第二条。讲的是敢不敢的问题。说是只要敢想敢干大胆就能创高产，其实就是《人民日报》的名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山寨版。问题在于，是要猪胆子大敢想敢干，还是要人大胆敢想敢干？人就是再大胆，再敢想敢干，那猪不敢干部想干，你拿它有什么办法？你又不能代替猪怀孕产崽。人的意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支配猪的行为的。如果说人的意识能支配猪的行为，那么，整个养殖场为什么只有两头猪高产，为什么不让所有的母猪都高产呢？如果说是通过做猪的思想工作，让猪敢想敢干，而猪们果然就提高了认识，敢想敢干了，而且还干成了，这猪那就比人强多了。你想想，现在搞计划生育，好多人都想一胎生几个，但你能生得出来吗？第三条看似科学，其实荒唐。精心饲养是对的，但对人都说早婚早育不好，怎么能让猪早婚早育呢？各方面都还没发育成熟，你就让她结婚生子，怎么创得了高产？但要说荒唐，第四条更是天下无敌。让六、七头公猪轮奸母猪，还美其名曰“科学配种”。不是下流的人是想不出这下作经验的。一头母猪发情期排卵不超过２０个，无论它与多少公猪交配，能怀上20个崽就顶天了。这可不是猪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更不是人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所以，这些看似科学合理的经验，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勾当。而事实上，第一头母猪的36头崽，是猪场领导把四头母猪产的崽集中在一起的；那62头猪崽，则是6头母猪的成果。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建立在弄虚作假基础上所谓的经验，不管它披上多少科学美丽的外衣，也不管它堆砌多少时尚华丽的政治辞藻，在客观事实面前都只不过是些美丽的“恶之花”。

是牛皮总有吹破的时候。粮食生产大放“卫星”的结果是全国饿死数千万人，超过了八年抗战时中国军民的伤亡数。就是那个放出亩产13万斤的广西环江，就饿死百姓上万人。钢铁放“卫星”结果是砍光了大片的森林、连家里的铁锅、铁瓢都投进了土炼铁炉里，最后炼出的全是无用的废铁。文艺大放“卫星”的结果是，只出了一大批吹牛“新民歌”。比如：“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汗水，凑上太阳吸袋烟”；“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等等。不要说“两年超过鲁迅，每县出个郭沫若”，就连郭沫若自己也搞得越来越不象郭沫若了。教育放“卫星”的结果是，小学生教初中生，初中生教高中生，而大学生及大学教授则下放劳动，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吹牛可以不上税，但有时候吹牛却是要命的。粮食生产放“卫星”的结果就要了几千万农民的命！于是，当牛皮吹破的时候，许多高产“卫星”的制造者为他们的好大喜功和“不唯实、只唯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一些人被被撤职查办，一些人被捕下狱，一些人则丢掉了性命！严格说起来，这些人也不完全是罪有应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当时的“大跃进”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问题，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就曾经劝毛泽东不要头脑发热。他说：“润之，这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是头脑发热。你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万万不能头脑发热，如果你发热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毛泽东却认为是李达在发烧，而自己很正常。因此，把怨恨完全发在这些人身上，把板子完全打在这些人身上，其实也是不公正的。

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而沉重的。在现实社会里，任何敢想、敢干、敢闯的基础，都必须建立在客观实际之上，任何脱离实际的敢想敢干敢闯都是“大跃进”思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大跃进”一词虽然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成了过街老鼠，受到世人的唾弃。但“大跃进”思维却象一个不死的幽灵，时不时换副“马甲”出来，扛着GDP大旗，在中国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这确实需要广大干部群众提高警惕，以免“大跃进”的悲剧重演。因为“大跃进”带给官员的只不过是虚假的政绩，而给百姓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