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有史以来，我们这个国家达到的最高高度就是“盛世”。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然而，中国的盛世是不可持续的盛世。中国的盛世不过是漫长而黑暗的衰世中几个光亮的孤岛。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天宝十一年，全盛的大唐人口达到五千二百万。但“安史之乱”后的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一千七百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五百里中，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一千户人家，“居无尽掾，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了大汉王朝。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而非制度创新。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政绩如何，更多的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中国政治政体如同一驾历代相沿的马车，如果驭手全神贯注，不断鞭打约束，则马车会走得又稳又快。如果驭手提不起精神来，动不动就打盹，那当然会遇到倾覆之灾。

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达到“持盈保泰”一法。在到达盛世阶段后，统治阶层都不可避免地进取精神消退，自奋发有为转向享受升平。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繁华，逐渐丧失忧患意识，忽视那些潜在的问题。没有内外条件的严苛制约，个人的英明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于昏匮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常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被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世界文明史上，有许多文明体可以数百年保持上升趋势。“伊丽莎白黄金时代”就是大英帝国起飞的重要助推期。其原因当然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

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无不向反方向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不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河流。

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是非要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的。正如梁启超说：“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依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