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的意义远远超出法律

前段，舆情对“李昌奎案”云南高院二审改判死缓，反响极大。该院田副院长倒是淡定：“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与‘典型’”。“标杆”与“典型”肯定不是。不过，田副院长对案例的深远影响及其“标杆”与“典型”意义的认识却应肯定。

中国的法律判决需要“标杆”与“典型”；中国的法官，需要制造“经典案例”的意识。

因为经典案例，往往就是法律的具体诠注，让“死”法律变“活”。如果将某个法律条款比喻成一篇文言文小说，与之对应的案例就是它生动形象的白话翻译。它将以范例形式，为法律提供注脚、验证、效法；为社会树立“前车之鉴”；对社会意识进行启发、引领。

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判处的，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司法大案不下30起。它涉及法律的各个方面。正是这些案例，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法学界与美国人民，最终成为经典载入法史。美国的宪法就是在这些不朽的历史案例指引下，不断完善，最终变成“活的宪法”的。

半个世纪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案情并不复杂：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描述南部地区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批评当地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但是，广告部分细节失实。事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罪名起诉《纽约时报》，法官判时报作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纽约时报》上诉到最高法院。1964年，大法官们以9票对0票，撤销了下级法院的裁判。判决指出，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因此，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

判决不仅挽救了《纽约时报》，还推动美国新闻界真正担负起监督政府、评判官员的职能，使之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在推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尤其是媒体、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方面，该判决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而当年布伦南大法官执笔的判决意见：“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则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甚至50年后的2011年宣判的“斯奈德案”，也把这句话作为判决依据（《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译者说明）。

中国没有经典案例。所以我们无法看到经典案例对我们的巨大影响。但我们有大量的冤假错案与判决不公案例。这些案例对法律、司法与社会造成的，有目共睹的恶劣负面影响，其反面，就是所谓“经典案例”势必造成的正面影响及其重要意义。

当然，我国的情况不同：司法不独立，政治、行政对法律的干预过大。但这不是完全不可能判决高水平案例的理由。就当下一些地方法院判处的案例看，很多由法院“独立”判处的案子并没判好就是明证。

一个双方都没有确凿证据的纠纷，怎么能凭“推理”去判被告赔偿？南京的法官难道不知法律是“以事实为准绳”？不知“疑罪从无”？不知“谁主张谁举证”？而令人震惊的是，正当南京“彭宇案”的无理判决，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大到网友说的“让中国道德倒退30年”的地步的时候，天津法官竟如生活在真空之中，公然对彭宇案引起全社会愤怒、被公认为错案的事实视若不见，又判出一个类似的“许云鹤案”。而且判决理由更加荒唐，居然是“惊吓”。“惊吓”是一种心理活动，法院连是否相撞这样的事实都不清楚，倒有把握肯定一种心理因素的存在，真是天方夜谭。司机只是在自己的行车道上正常开车，老太即使真是惊吓也是老太胆小，这关司机什么事呢？如果这样的“罪名”竟然可能与成立，那谁都可告被“惊吓”，岂不天下大乱？这些令国人汗颜、令法律蒙羞的荒谬判决，对社会道德的沦丧，的确起了“标杆”作用。

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真的于国家特别重要。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言论，往往是动辙就扣以“诽谤”，进行“跨省”。我们很多法官，已经习惯用法律为权力充当打手。在他们眼里，“司法独立”不是为的防止与摆脱权力干预，而是防止民众参与。并以“司法未受民意干扰”为荣。殊不知，“民意”的表达，正是法律之福，国家之福。在美国，民意恰恰是政府求之不得、特别看重与特别保护的民众关心国家的“政治热情”，是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纵观美国“经典案例”，它的背后，无不有一批对法律公正孜孜以求，甚至毕其一生、殚精竭虑为此付出努力的，视职业为生命的法学专家与“大法官”。显然，中国要出“经典案例”，得先出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