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官员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儒生散文家”代表、湖南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被“双规”后，让我对官员作家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时下，官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挤出时间纷纷从事写作，正如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说：“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不仅陕西省是如此，全国各省也一样。官员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有的还取得了堪与专业作家匹敌的创作成就，从而形成了“官员作家”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这让文坛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曾经一度寂寞的文坛热闹起来，文学也开始走向“繁荣”。比如时下流行的“官场小说”，就大都是官员或曾经当过官员的人写的。

那么，如何看待官员作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贾平凹说：“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陈忠实说：“爱好文学的人不分职业，公务员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或许，官员从这里找到了从事写作的理由。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由于思想肤浅，我是不看好官员作家的。

按说官员从事写作，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应该鼓励的。写作可以修身养性，中国自古有“文章太守”之说，历史上也有很多官员作家，如谢灵运、王维、范仲淹、欧阳修等。当然，写作纯属于个人爱好，相对于贪污腐败、包二奶养情人之类的官员来讲，这种爱好毕竟要高雅得多，从这个层面上讲应该大力提倡官员写作。再说写作也是一种个人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既然是个人权力，官员就可以从事写作，从人人享有创作权利的角度出发，官员作家以低调的创作姿态和不斐的创作成就登上文坛，应当给予肯定。

那么，我为什么不看好官员作家？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官员写作同样可以走向腐败。官员写作其实是一种变味的写作，既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增加自己的“灰色”和“黑色”收入，有的官员作家就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又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利益，拿文学寻租、博位，把自己伪装成“儒官”——“学者形官员”，好为升迁增加筹码。然而，事情终有败露的那一天，近年来，落马的贪官中就有不少官员作家，如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山东省济南市齐河县书记李凤臣，原安徽省林业厅厅长唐怀民，原浙江台州国土资源局局长刘长春，原山西省临汾市宣传部部长王月喜……一边是漂亮文章，一边是贪腐业绩，多好的反贪教材啊。

写作本来是文化人的事，官员写作就有抢文化人饭碗之嫌了。在时下中国的出版资源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出书难，发行更难，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经常出书者都是属于富豪或者企业家。这样，官员作家的大作得以出版发行，不得不使人暗想其中的猫腻，因为当今的官员几乎都是富豪。如李大伦就曾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的方式，仅出书一项便获利3000余万元，他的《大伦书法作品集》，单价为418元；他的《岁月如诗》，单价为35元。这令很多专业作家都无比羡慕，难怪有人说：“领导要致富，出书是条路。”

写作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试想：官员公文缠身，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从事写作啊！真的是“五天当官，两天写作”吗？其实，现任官员作家是没有时间从事写作的，他们的大作大都是请人捉刀，只要到一定级别的官员，都有自己的“秘书班子”。由于秘书当中良莠不齐，这就难免杂有“抄袭”水份。如冯伟林的随笔集《与历史同行》抄袭了李元洛的《宋词之旅》，并达十七处之多，最狠一处抄袭了大约两千字，连标点符号都原封未动。

我不反对官员写作。官员们如果灵感大发，实在要从事写作，那就多写一些政论文章，多写一些调研文章吧！因为政论文章、调研文章，毕竟是自己在工作时的思考，写出来，有助于日后决策。如果要从事文学创作，那就等到卸任后再写吧，那也不迟啊！

当官莫写书，写书莫当官。既然走上了仕途，那就要放弃自己的写作爱好，清清白白从政做官，老老实实为民服务，把一个地方治理好，让当地老百姓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