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多疑”和“尖酸”以及“老于世故”

近几年来，人们对鲁迅的文风、性格有颇多的争议，甚至有许多的出言不逊。抵制和否定鲁迅渐渐的形成一股思潮：有一种说法，叫鲁迅大撤退。包括教科书也按比例删除鲁迅的文章，形成一个倾向：要在将来的学生的思想上，来尽可能“清洗”鲁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根本原因是鲁迅的观点、思想过于尖酸，有失于人情味，不利于团结、和谐。还有说，其实鲁迅很是老于世故，况有多疑症。

鲁迅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对于他的评价要全面、科学，要回归他那个时代和语境，尽可能的把他的言辞恰如其分的回落，同时还要结合实际，用分析、辩证的观点方法去解读，用不同的角度去评析，最好不要出现一边倒和哗众取宠起哄现象。本文也绝不是在维护鲁迅，或者为他辩护，这样做有失公允，是错误的；若是那样的话，就有“蚍蜉撼大树”之嫌，落人笑柄。其实无须刻意去维护他的，“为尊者讳”本身就是鲁迅极力反对和痛斥的。鲁迅的伟大在于它的一切都敢于公之于众，勇于接受批评，同时也敢于大胆的驳斥不同的或者错误的观点，为了充分展示其观点非常正确性，论战时是不留情面的，但是各位是否感觉到：他的批判是建立在谦逊和含蓄之上的，很少武断，但是却能出来很好的成效，这也许就是他独特的方式。大多的辩驳双方是见面就推，或者拳脚相加，他不是如此的，他要么接住批来的言辞、观点，要么飞速躲开，采取围点打援的灵活战略。但是，你的拳打过来了想抽回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接下来是几乎手脸都会让你“吻”地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个人的感受。鲁迅的深刻和观点之独到，和能够正确切中要害的本领，是应该值得敬仰的。不服气是不行的，人不在了，有他的书在，我们能够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分析、论证，这一切是在厚的纸也包不住的。

至于有人认为他“多疑”和“尖酸”，一个原因是他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相悖，甚至针锋相对，还有，这样就无形中让某些人的行为、言辞、观点“无地自容”、对号入座。当一个行为生活在社会上的人，同时把事情看得又非常清楚，就像孙大圣的火眼金睛一样，让哪怕一点点的灰色都无法躲藏，在复杂且世故的国度里，他的能力迫使他超越性的“世故”，于是批驳世故。即使如何老于世故的人，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也显得猥琐不堪。当一个全天候懂得世故伎俩的人，毫不留情的揭穿只顾世故行为者时，使其颜面丢尽了。于是被揭者就会“奋起反击”：就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我是世故之人，你戳穿了，那么你也更是老于世故的：我要拉你垫背，使你也逃脱不了世故的大染缸。这一点应该是所谓鲁迅老于世故的根源之一，这个认识是不公允的，有个人情绪。

像《鲁迅和青年》那一篇，那著名的“儿子”的故事，是叫人哭笑不得的。许广平由此而发出感慨：“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是‘愚不可及’。世界还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那。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红学家周汝昌评析红楼梦说，贾宝玉是大勇若怯，整天眼泪涟涟，是个十足的可怜人，正是因为这样，却隐含了他心中无限的愤慨和不平，一部《红楼梦》把封建社会写透了。作者塑造了一个怯弱的贾宝玉形象，这个怯弱是晚期封建社会的极端黑暗和腐朽这个现实挤压成的，使他没有喘嘘之力：一把辛酸泪，谁知个中味。但是作者看到了、明晰了，但是还有大多的人们没有清醒，依然沉浸于末日的愉快之中。楚辞里的《渔父》里，渔父问屈原：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何以落到这般田地？屈原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接下来，渔父又问了屈原一些问题，但是屈原回答皆是铮铮之词。渔父莞尔而笑，摇起船橹顺流而去，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复与言。不在和屈原说话了。这就说明，渔父作为平民百姓，已经看破了红尘：当听到屈原对事态的认真的情态，且固执己见，让渔父感到可笑。渔父的处事哲理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只打我的鱼，不问世事。这两个人所关注的事情和做人的境界是不同的。屈原怀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忠贞不渝的。渔父作为普通老百姓，他的能力只限于自保，但是不同的是：他看破了社会的玄机。

这里的屈原、曹雪芹、鲁迅，大致有一个共同点，既是明晰社会之诡辩，同时还有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这颗心又是非常之坚决。但是这三个人报国的行为方式不太相同。屈原是坚决的以死报国；曹雪芹用文学的艺术感染力来唤醒民众：大怯弱勇。用其“可怜相”引起社会之觉醒：对封建社会黑暗、迂腐的揭穿。由于文字狱的禁锢，当时的《红楼梦》是禁书。这也不难理解曹雪芹写书，为什么采用这种文学手法了：他的革命斗志是坚决的，是勇猛的。鲁迅所采用的斗争方式又有所不同：他站在战略的高地上，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法，来匡扶正义，其中包括：“多疑”、“尖酸”、再加上“老于世故”。鲁迅是珍惜生命的，不像屈原；鲁迅在感情上是有克制力，他不随便流泪：他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斗士。他的斗争艺术应是后人学习的榜样。我们一般的人是不可以的，凡是超常的人，他的能力和性格大都非常扩张，极力的向两极伸展：比如，就思维来讲，一面愚不可及；一面有聪明透顶。一面乖巧可掬；一面又气壮山河。这就是所谓的不同和不一般。这个观点，大家可以对照不同的人物来一一印证一下。因此说，所谓鲁迅的“老于世故”，正说明了他的性情平实稳妥的一面，这才是真实的。他懂得世故，只要把手里的世故这把刀当成屠刀，若把它变成医治人民精神疾痼的手术刀；只要不割喉，只要不阉人，这样的“老于世故”是于社会有利的，看起来这样的“老于世故”多多益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鲁迅在总结“三一八惨案”的历史教训时说：“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我们由此得出鲁迅的“多疑”、“尖刻”是血的代价换来的，不是“处心积虑”的、消极的故意所为，还有其他：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评价，鲁迅精神的很多宝贵财富依然有待于挖掘，他的真诚、智慧、思想、理论，于社会有长足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的，不要精粕不分一律摈弃。作为一个思想战线上战士，历史与社会运动不仅是他思想的源泉，而且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思维原动力。在他那个思想活跃、突破且碰撞激烈的年代，鲁迅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以及由此引来的政治思维、观点，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加上洞察世情的超常能力，这样就造就了鲁迅思想的深邃。若把他思想立即抛出去，就像一块块巨大的石头击向平静的水面，形成不凡的震荡和震撼力，势必殃及某些人士的利益，“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矣！当他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的时候，首先面对的是政治生活之下的社会需求。当他看到无辜流血和普通百姓的悲惨生活的时候，愤怒的火焰会不断崩发。上文说过，他是深刻的、独到的，然后为了更突出匡扶正义的效果，观点的表达可能因此而非常尖锐。若再有愤怒和不平参合在里面，难免有些许语言上的“酸气”，如果又辨理入木三分，也就难免不有“尖刻”的言辞。

因此，即便鲁迅有“尖刻”、“多疑”，也是善意的，是积极的、进步的。分析鲁迅要注重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和在社会的人事之间的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的背景下来切入。一个人愿望在好，做起事来也不一定能“八面玲珑”，像渔父那样想独善其身也是很难：是不可能的。因此，若没有原则上的思维错误，对于鲁迅还是不要“上纲上线”为好。假如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本医学百科全书；那么《鲁迅文集》应是医治人们精神疾病的百科全书。他早年从医，后来从文，他在日本看到我民族的精神疾病更加顽固，所以才改变了初衷。如果说一个医生在给人看病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种嗜好：非要说上几句酸溜溜的话，然后再“尖刻”的挖苦一番，同时再“老于世故”的告诉病人：“你得了癌症，不过你的癌症是没有问题的，对你身体是有好处，说不定你能长命百岁，回去吧，弄上二两北京二烧尽管喝就是了。”完了，鲁迅突然又多疑了：同志，你到底有病吗！不会是装的吧！？——岂不怪哉！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鲁迅对劳苦大众的真挚感情。看到不平，就会嫉恶如仇，义愤填膺。但是却没有立即表现出来，压到了心底，“曲线救国”。用他的学识和理论坚决的对抗，因此，鲁迅的语言表达方式带有很大的曲折性，在具体“顽疾”就非尖刻不可；既要对症下药，又要手到病除。下手不快、不狠，病灶就有扩散的危险，当然这一切应是鲁迅先生的愿望，至于效果如何，那就不是先生所能掌握的了。“讳病避医”者也大有人在，死要面子者也不乏其人。这样一来，鲁迅身后对他的评价，就不一定能心口如一，就不一定能实事求是。

鲁迅又特别注重于事物的总体、本质的直接揭露，常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排除事态的偶然性、个别性，是战略家的明快的思维和处事方法，也有“不拘小节”的处事效应，不经意间碰到了某些人的伤疤：疼了！就吃牙咧嘴，就要骂人，就要说怪话！拉拉扯扯、婆婆妈妈不是鲁迅的风格。他曾经这样说，怀疑不是缺点，总是疑而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就是不经意间碰到了某人的伤疤，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最起码告诉你，你这里也得医治！

鲁迅追求的是“疑”与“断”的完美结合，兼两种思维长处而糅合，用“尖刻”的手术刀，饱蘸“尖酸”的药液向精神疾痼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