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水浒——潘金莲：谁为我的悲剧买单

一个悲剧的女人。

一个不灭的形象。

她死了。几百年来，她一直被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千夫所指，怎得不亡！

但她没有死。人们同情她的遭遇，羡慕她追求自由反抗旧伦理的勇气，甚至在受人尊敬的先驱者和因偷情通奸而触犯刑律被判决的囚徒，以及现今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第三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她精神的某种程度上的复活。

这就是潘金莲。经施耐庵初刻并在后世极度演绎，而活在戏剧舞台文学作品市井百姓茶余饭后的坏女人样板。

她以极端的手段和极大的代价，追求着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女子爱情自由和人的性的权利。而这结果至今还使我们颤栗、犹豫、彷徨，在迷惘中挣扎，在挣扎中反思。

假如潘金莲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大家闺秀嫁入豪门，也许她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但她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所以她只有自幼去地主张大户家里做奴婢，这也是她悲剧的开始。

也许上天有眼，给了她一副美人坯子；但是上天也是没有眼，假如同样的姿色与万种风情给个三品以上官员的女儿，说不定还可以在嫁人之前被抬到金銮殿供人挑选，然后再送到龙床上给人糟踏，家人鸡犬升天，荣华富贵。但不幸的是，她只是一个地主家的婢女，她也只有给那个满脑肥肠的家伙糟踏的份儿。

潘金莲如果生在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她是幸运的，有这样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看上她，包她做二奶，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说不定情人一个激动，还能转正。但她受到的封建思想毒害太深了，竟然放着阳关道不走，偏要走独木桥，始终不答应张老板的宠爱，最终走上了一个自毁自灭的道路。

基于对现代爱情观的理解，张老板认为，得不到她，就毁灭她，于是便愤愤地把潘金莲许给了三等残废的武大郎（对不起，无意诋毁任何人）。这段婚姻可以说毫无感情可言。但在封建道德思想的束缚下，她没有选择，也没有权利离婚，她只有选择一条现代人视为时尚的途径：婚外情。对英雄的崇拜是每个小女孩常有的错觉，可惜她选错了对象，选上了一个不解风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老光棍——武松，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如果武松善解人意，可以在潘金莲感情生活匮乏的时候，拿出自己的男子气概去慰藉这颗寂寞的心灵，到头来必定传出一段千古佳话——《我和小叔子的爱情故事》。偏偏武二郎不了解嫂子的万种风情，只是一味地以封建道德来衡量心情苦闷的潘小姐，结果逼迫潘金莲走上了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的不归路。

在与武大郎一起的日子里，灵与肉都是那样的贫瘠，她宁愿选择肉的升华，宁愿在没有爱情的日子里让自己沉醉。潘金莲有缘遇见了风流多情的西门大官人，在帅哥的爱情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选择了红杏出墙。她没有收受西门庆的任何钱财，这段情欲只能说是平静的湖面上的点点浪花。

但她遇人不淑，没有看清现实与爱情的距离，将所有的感情都投入了这段本应烟消云散的婚外情，最终成了杀人犯，成了报纸与网站社会新闻的头条，成了为人不齿的荡妇。如果她能看开一点，天亮以后各走各路，回家相夫教子，有时间写下自己的点点滴滴，说不定仍然是当今女性的楷模，仍然是红遍中华大地的美女作家。

或许，潘金莲应该被谴责。无论她身世多么可怜，无论她最初动机多么值得同情，无论她和西门庆的爱情是否纯真，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残忍杀害武大都是不容置疑的犯罪。人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这种自由和幸福必须建立在不剥夺他人权利的基础上。一个欲望的满足如果必须以另一个生命的失去为代价，人类还有什么正义和秩序？

当然，这里的度很难把握，被压抑的人性一旦爆发，其势如高山流水很难遏止，稍有驾驭不慎就如脱缰的野马冲下悬崖。潘金莲不论选择西门庆还是武松，都会对武大造成伤害，从社会和武大的心理承受力上讲，选择西门庆或许是一种比较良善的行为。当武大发现她和西门庆的关系后，要么回过头来重新牺牲自己幸福，要么是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范围对潘金莲来说很小很小。那时男子可以根据自己订的章程随意休妻，女子却无力摆脱加诸在她们身上的种种不幸和不公正。如果没有武大的一纸休妻书，潘金莲很难离开他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这虽然不成为潘金莲杀害武大可以原谅的理由，却成为了潘金莲杀害武大的一个理由。

潘金莲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被侮辱被压迫的代表，又是历史上女性淫、毒、恶的集大成者。她的身上既闪烁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又演绎着人性失去约束后向假丑恶的膨胀。她的死亡，既带有那个时代妇女悲剧的宿命色彩，又是她畸形性格极端手段造成的独特后果。她发生变化的原因施耐庵先生没写，而我们的探讨正是重读这场悲剧的价值所在。

武松杀害了潘金莲，但真正的凶手却不是武松。有人说整个事件里最具悲剧性的人物是武松，“这样一个敢于反对贪官污吏、反抗朝廷，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他却杀死了一个事实上也是在反抗封建制度的女人（虽然她也曾有罪过），而且还认为自己杀得很对，很正确。”实际上今天的潘金莲们还在继续受死，只不过插在胸口的那把尖刀换成了为死者复仇的子弹。

潘金莲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也是一个婚姻制度问题，又是一个人性欲望问题。如果以一种低层次的因果关系掩盖高层次上的因果关联，那就会把严肃的悲剧庸俗化；如果只注意其中的反封建意义而忽略了一夫一妻制对人性的压制及性压抑下欲望的演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则会走向另一个歧途。

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过渡，其根本标志是私有制的确立，而一夫一妻制则是私有制产生的母体和生存土壤。只有这种制度下的个体制家庭，才能保证男子劳动时对财产的支配，生病年迈时对财产的享受以及死亡后对财产的继续占有。于是男子把群婚和对偶婚时代女子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荣誉都剥夺了，只要求她们干净的贞操。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把这结果法律化和制度化，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女子的任何反抗都会动摇现有家庭基础，而家庭制度的全面崩溃会根本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剥削社会。儒家的思想观念，又把男子的统治神圣化、道德化，披上一层伦理的外衣，从根本上解除妇女的任何反抗意识，并给予男子思想上的武装、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毒化。

正如吃了半个苹果还有另外半个苹果一样，男子从胜利中习惯了对女子的不尊重，而女子也从屈辱中学会了对男子的不忠贞。这并不仅仅是报复，而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生命的本能冲动。一夫一妻制本来就对崇尚自由新鲜的性爱欲望稍加压制，可是男人们耻于主河流的治理却利用手中权利另开渲泄口，积蓄已久的另一股洪水势必寻找另外形式的突破。

理性，一个我们忍了又忍而不得不提出的话题。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健康的性观念和性文化，禁欲和纵欲就只是一张纸的距离。潘金莲就是极度压抑和极度放纵之间的恶性摇摆中迷失了本性。

潘金莲死了，她是被武松杀死的，更是因反抗旧婚姻而死的。武松刀尖上汩汩鲜血，点点滴滴打在在我们心头。

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资格骂潘金莲，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她悲剧的一生是整个社会严酷的道德枷锁造成的。她作为一个个体，稍有风吹草动，便香消玉殒。我们需要反思的还有很多，需要责骂的还有很多，包括有俩臭钱的张老板，该放手时却不放手的武大郎，伤害金莲自尊的武松，贪图金钱的掮客王婆，玩弄女性的情场高手西门庆，是他们联手造成了潘金莲的悲剧，不是吗？

也许，这正是悲剧中的悲剧。

潘金莲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潘金莲是婚姻制度的悲剧。

潘金莲是性解放的悲剧。

时代在发展，我们已经埋葬了封建制度，并给了她和武大离婚的权利；可是，潘金莲并没有把从根本上解决她悲剧的任务交给我们。

那我们也还是把问题留给后人吧。

一个潘金莲，考问着千古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