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深深深几许

看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中《千年庭院》心中颇多感慨，不记录下来无法宣泄心中块垒。

一座千年书院——岳麓书院

随着书页慢慢往后翻，一座千年书院——岳麓书院展现在我们面前，不由我不激动。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看着这些不能不对这座书院肃然起敬。

在官学附加了太多的功利色彩，控制又严格，私学又太分散，太琐小无法形成庄严地教育氛围的情况下，“民办官助”的岳麓书院应运而生。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这样的管理相对自由，相对轻松就是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所以当时书院的教学成绩远非那些官学所能比拟。我想当时的岳麓书院有点像现在的清华北大吧，是当时的知名院校。从它培养出来的那么多的科学家，教育家来看，它对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容小觑的。这样的一座有着千年积淀的庭院以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教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也让或有意或无意踏进这座书院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心灵的洗涤。不管是身处文化大革命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癫狂年代，还是现在国泰民安的繁荣盛世，一旦一只脚踏进书院心灵立即归于宁静。书院的学习氛围是我们向往的，再浮躁的人踏进这座千年庭院也会洗尽一身铅华，回归心灵的原野，重拾一份宁静。而宁静正是现代人最缺乏的。

一代教育大家——朱熹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伟大诗人辛弃疾称赞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以一般眼光看来，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去做教师了。但是当他得知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时，不远千里朝岳麓山走来。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他们有时候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而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确实也都更加挺展了。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小时候就读过朱熹的《观书有感》，当时不明白源头活水的意思，现在我想那“源头活水”可能就包括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与研讨吧！

朱熹与这座千年庭院的关系还不仅仅是讲学这么简单，1194年，朱熹在再三推辞无果后终于接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这时张栻已经去世十四年，曾经的两个青年才俊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这位老人的到来给书院注入了源头活水。他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订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一个真正热爱教育的人，是不会满足于仅仅办好一个学校的，他一直想做教师，真正的给学生讲课的教师。于是，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就是这样一个热衷于讲学的一代教育大家也逃脱不了被迫害的命运。就在他重振岳麓书院的第二年他向学生讲授的理学被朝廷的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多方拘捕。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实在不是味道。我们面对考试成绩的压力感到不堪重负，常常想着逃避，我们的压力与朱熹相比简直就是太幸福了。没人迫害我们，如果你专心研究，取得了学术成绩荣誉会接踵而至，还会有很多奖金。我没法想象在遭人迫害的情况下还如何讲学，如何研究。就在官府要逮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还召集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学生死后他仍然没有停止讲学，直到病死于建阳。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一位真正值得尊敬教育巨星就这样陨落了，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朱熹死后不久他的学说就备受推崇，我想他是知道的。

一个教师的悲哀

任何一个政府，最庞大的机构都是学校，人数最多的公职人员是教师。有人称戏称我们的局长为“王半县”，因为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给了教育。也有人把教师比作食盐，谁也离不了，但是谁也没有把你放在多么重要的地位上，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除了在非典时候，在日本核污染爆发时期有两次抢购食盐的风潮，平时虽然我们每餐都要用到食盐，可是又有谁觉得食盐的重要性了呢？有头有脸的任务，谁没有接受过老师的教导，但是当他们总结成功经验的时候，又有谁想到了老师呢？一代代学子踩着教师的肩膀越走越远，可是，老师却永远只是老师。年轻时是小王老师，到老了就是老王老师，变的是年龄，不变的身份。有的老师可能教过一家三代人。口号里喊的是素质教育，可是奉行的依然是应试教育，孩子们有做不完的习题，写不完的作业。学生早早就开始厌学了，上学成了一种煎熬。当学生一个个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老师还依然在三尺讲台上坚守，坚守一份执着，坚守一份清贫。

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朱熹们又遭难了。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焚书坑儒”、“文字狱”，文化大革命后老师有了一顶帽子“臭老九”，这顶帽子到现在也摘不掉。都说做一名人民教师是无上光荣的，可是我却常常感到悲哀，一种由心底深处生出来的悲哀。每个教师的心里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想凭着自己的微薄之力改变当时当地的教化，可是，他们忘了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

现在政府大力办学，不会有人再对学校进行焚毁了，老师也不会因学术研究而遭到迫害了。但是教师的心中依然有悲哀。

借余秋雨的一个故事来阐述教师的悲哀。外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描绘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教室，这些学生。

读到这些文字我释然了，原来不单单我有悲哀有无奈，全世界，最起码全国的老师和我一样。也许群体的悲哀才是最大的悲哀，但是我总算是找到了心灵深处的一点点寄托，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受苦受难，好多人和我在一起。能够被人理解总是幸福的。曾有人坦言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就像当年全国人民都崇拜毛主席，都信奉毛主席语录一样，后来一场一卷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的大讨论结束了全国人民的狂躁与无知。我想总会有人敢于直面中国的教育现状，敢于说实话的。我在期待着那一天。我想让全国的教师们不再悲哀，心中只有万丈豪情。

谁能走进中国教育这座深深庭院，谁又能窥破这其中蕴藏千年的秘密？

以上就是我读《千年庭院》所碰撞出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