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冷漠与理性的严峻

——读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

我们可能都有这样一种感觉：面对同一个景观或遗址文物，有的人只是把它当作一般观照物进行观赏、猎奇和把玩，而有的人却视之“情人”般地考察、探究和开掘——于是，品位的高低、思想的含量、理性的张扬、智慧的机敏及文化的底蕴等等，也就在这差别之中显而易见了。读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就是这种感觉。作者涉足过的一些名山大川人文景观等，笔者也曾光顾过，但充其量只是作为一个游客“蜻蜓点水”般走过而已，除了感官的享受和心情的陶冶外，似乎再无其他收获了。因此，循着作者在“文化苦旅”中留下的足迹，我们又在一种心驰神往的意境中领略和品尝了历史与现实交融、知识与智慧碰撞的思想之花和理性之果。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山峡谷跋涉神游之后，掩卷沉思，的确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作者语）的感受。

面向先哲的洗礼，触摸历史的痛处，寻找远年的灵魂，这是该书的主要艺术特色或文化定位。可以说，作者是以游客的身份、学者的使命、艺术家的眼光完成“文化苦旅”的过程的。这“苦”字其实是体力消耗与心智劳顿的结晶，是一种哲学思辨、审美发现、文化评判的浓缩与诠释。

在该书中，作者对于文化态度的选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人类历史的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如《江南小镇》一文，作者在生态环境的描绘与人文文化的展示中，表达了中国文人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的企盼。通过小镇、河道、石桥、居民、园林和乌蓬船的诗化描述，我们走进了周庄和同里镇，走进了明初江南首富沈万山的码头，也走进了任兰生的“退思园”。在对史料的钩沉与分析中，作者感叹江南小镇的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及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更呼唤如今的江南小镇应有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和“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二是关注处于隐秘状态的文化。作者用实证的文化精神考察和研究本土的各种文化现象，即使那些处于比较稳秘状态的现象也深加考究，如《贵池傩》一文。傩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在安徽贵池山区，或许为了国内外考察者的兴致，为了地域文化的弘扬，为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为了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傩祭傩戏表演几乎村村都有，且通宵达旦。作者陷入宗教性的精神困顿，不禁担心为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而付出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三是诚实的理性。诚实就是凭着客观的事实依据，对文化现象作出尽可能公正的文化评判。理性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其判断具有历史的逻辑性和人生的逻辑性，定性适度，不随意拔高，也不任意贬损。如《道士塔》一文，作者在谴责敦煌石窟的罪人王道士时，不是简单地把莫高窟中大量国宝被盗这笔文化重债归咎于他，而是在慨叹巨大的民族悲剧的同时，将批判的笔触指向了王道士所处的时代、朝廷及其封建官僚制度体系。四是关注群体人格。作者认为文化人格是分等级的，如蒙昧、野蛮、文明之分，又如大师与文痞之分等。在《庐山》一文中，作者把儒佛道学的精神化身一一展示，如司马迁、徐霞客、慧远、陆修静、陶渊明、谢灵运、舒白香、徐志摩等人，是他们及其流传的诗文故事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使之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栖息点。在这样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地，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因此，庐山的文化形象及其象征意义是与历代文人的文化人格密不可分的。可惜的是，中国现代史上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策产生于庐山，使庐山与文人失去了缘分，少了一种韵味和风情，从而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对应和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大都蜕变成了游人，这是时代的幸运，还是人格的悲哀？！

总之，读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系列，比教科书生动，比学术著作愉悦，比理论文章深刻，比诗歌畅快。在与智者的对话中，仿佛一夜间成熟、明智和老练了许多，随着文化精髓的感染、浸润、渗透、融汇与升华，一种新的文化人格的构建也就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悄然完成了——这难道不是一种读书的最高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