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

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批示严惩刘、张二人，史称“开国第一刀”，从而掀起了共和国第一场反腐风暴。毛泽东对这决策的果断作出，用实际行动向全党和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绝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绝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变颜色！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朝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导致腐败盛行，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

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从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将反腐倡廉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早就把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做为“反面教材”，要求共产党人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时期，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献，让全党高级干部学习，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945年7月，黄炎培就共产党一旦取得执政地位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在西北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之后，在1949年3月23日进北京途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

在取得执政地位后，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面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案，是杀？还是不杀？人们在等待着中央的最后决定。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就要当李自成第二。毛泽东果断决策：“杀！”并对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严惩刘、张二人之后的两个月后，中央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治贪污条例》，之后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

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国外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大量涌入，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开始钻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想方设法攫取金钱，追求享乐。这一阶段，贪污、受贿行为日益增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保护改革开放，成为当时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点。为此，邓小平曾多次告诫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仍然要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要求全党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于是掀起了反腐浪潮，曾担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王仲案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惩治与预防腐败的关系更加明确。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近年来，我们党在反腐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以及王宝森、胡长青、田凤山、程维高、李嘉廷、倪献策、康日新、许宗衡、刘志军等一批省部级高官纷纷落马，表明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处理一个，不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绝不能让他们“白捞”。同时也表明我们党的态度：我们党决不与腐败分子为伍，同腐败现象是水火不容的。

当前，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的最大考验仍然是反腐倡廉建设，惩腐与防腐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去腐而后生肌！正如当年毛泽东说的那样：“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和建设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反复证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