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了了孔文举
孔融作为一介文人，确实才华出众，但好的才华也要有适合表现的舞台，比照现代，如果孔融谋一个教育部门的官职可能比较合适，用兵打仗显然非其长处。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教育事业几近荒废，孔融显然有生不逢时的味道。时势造英雄，当时能大红大紫的无非是谋士或将帅之类的人物。当然，孔融最后的结局也与其自身有关，而这，恰恰可以给我们启迪。
开蒙教材《三字经》里有一段为“……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世说新语·言语》里写到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里所提及的人物想是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的——孔子二十世孙、一门争义的主角之一的孔融孔文举。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八月，“建安七子”之一孔融被曹操所杀，终年56岁。
孔融通过《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窒。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花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指出自己悲剧的根源，同时也道出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了罢。但孔融之死，仅仅是封建社会文人最终归属的再次上演吗？
孔融四岁时让梨名满天下，但这未免来的太早也太简单了的，以至于后人还在说风凉话，但孔融确实四岁时就已出名。孔融十岁时随父亲到达京城洛阳拜访李膺时，李膺曾说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或多或少的则道出了孔融以后的人生之路。
孔融虽然是“大圣之后”，但又抛出了：父母有了孩子是一时情动，谈不上恩情，有了生命本身是没有恩情的，怀孕期间就像东西装在容器里，出生就像瓜熟地落，大自然再生的过程一切都是无比的和谐和自然，以至于谈什么恩情就庸俗了，“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的“父母无恩论”，但自身的所所为又无不是遵循着儒家学说的，恐怕无不是想提高自己的名声巴了。
孔融于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开始步入仕途，因性格刚正不阿、推行“尊崇天子，扩大君权，削弱诸侯权势”的主张，随后被派至黄巾军最为猖獗的北海为相。在任期间，他的主要政绩是在建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吊死问生等方面。至于说到用兵打仗，他在北海曾多次被黄巾起义军和袁绍的人马所围困，以至于“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在都昌被黄巾军管亥部所困，多亏刘备派兵救援才解围而去；建安元年，袁绍之子袁谭率兵把孔融围在青州一连数月，城内守兵只剩下百十来人，形势危在旦夕，而孔融却“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结果只落得“城坏众亡”，自己仅以身免，妻子、儿女全都做了俘虏……
孔融本身又有着文人们普遍存在的毛病——眼高手低，自以为才华盖世想干些大事，但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只会饮酒做诗，高谈阔论，但干不了也不想干实际的事；为人处事上又崇尚浮华、随意，喜欢过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生活，士族作风又很是严重；又生性刚直耿介、狂放傲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自然在那个群雄纷争的时代，孔融的这种性格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
孔融虽是圣人之后，又在时事动乱的年代成了名士，也曾自许大志表示要济危靖难、匡扶汉室，但他却缺乏政治识见与匡济大才，终是被曹操以“欲规不轨”、曾与祢衡“跌荡放言”等罪状要了性命。
孔融的死固然与曹操的妒贤害能不无关系，难道这不也自身原因所造成的吗？以孔融从神童到名士的华丽转变之后跌荡放言刚直见杀，不也证明了李膺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