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与“君子必器”

“君子不器”语出《论语》中“为政第二”篇章，意即，君子不是器具。言外之意是说，君子不是像器具一样的东西，而是通才。这样的解释到了著名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那里就成了“君子不是机器人”，也是这样的道理。君子泛指古代之士大夫阶层，乃是社会的脊梁，宋代著名的士大夫张载的句子最能表达君子的使命，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简而言之就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传统的社会中，士大夫作为君子的代表乃是社会的脊梁，其行为作风乃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于是，每当朝代更替的年代都会出现一种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时期。这样的时期简而言之其实就是一种礼制的更新换代过程。在封建时代里，“君子不器”这句话是正确的，在现代社会中，按照李泽厚的解释说，“君子不是机器人”也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君子不是一种随意被支配的人，君子之外的人也是这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具备自身的性格特征和个性爱好，每个人都是特殊的，都是不同于其它的人的。

既然，“君子不器”。那么，每一个人都不能被当做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因为人是具备独立人格的。再者，别人的意志是不能强加给别人的。一个人认为对的，别人不一定认为对。这就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解释。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别人的意志和话语仅仅是之一而不是唯一的解释。恰如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但在现代工业化的社会中，由于职业上的专业化进程加快，人人都会职业化。这样，所谓的“君子不器”就变成了“君子必器”。即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职业的人，都变成了一个螺丝钉，从事着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情。恰如乔治•奥威尔在著名的《一九八四》里面描述的那种样子。那么，有没有超越的人物呢，即在“君子必器”之后，有没有“不器”的人呢？自然是不乏其人。在现代的社会里，那些真正的“君子不器”的人被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有的时候是在领域之内有的时候本身就是自由职业者，对于社会上的公共事件进行自身公正道义上的捍卫。

在“君子必器”的年代里，“君子不器”便成了稀缺品。因为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仍需要所谓的社会脊梁式的人物，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今的中国，那些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人都有。体制外的诸如韩寒这样的人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体制之内的话，也有如茅于轼、于建嵘、章诒和、贺卫方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在体制之内还是体制之外，他们都有权利对于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正是他们“君子不器”的表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出现一种“君子必器”的局面。那么，整个时代就犹如龚自珍描述的那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格局。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必然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是不敢说的情况下。在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下，一旦说出了事实真相就会命丧黄泉的话，这样的“君子不器”的人也会减少。总而言之，在任何的社会中都需要“君子不器”的人，而这样的人的多少和状态乃是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可以这样说，“君子不器”的人数比例跟社会的宽容度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这其中就关涉到言论自由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