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刘备伐吴

刘备兴师伐吴，历来被认为是替兄弟关羽复仇、将兄弟情义置于国家大事之上的轻率行为，伐吴失败则使蜀国由盛转衰而走向灭亡。

我们且看刘备正式起兵东征，是在他正式称帝的章武元年（公元221）七月，而关羽失荆州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十月，为东吴所害是当年十二月，也就是说，刘备伐吴之时距关羽被害也已是一年半之后。刘备若在关羽死时即刻出兵，尚可说是基于兄弟的情谊，但一年半后方才出兵，则将此番出征单纯视作为弟复仇恐怕就显得有些牵强。其实刘备此举，既非激于义愤，也非一意孤行，而是有其原因的。

先看刘备三顾茅庐之时，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所提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隆中对》的核心思想确是联吴抗曹，但联吴抗曹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刘备先要能够取得荆州、再占有巴蜀，有了这广大地域为根基，然后再东连孙权，在天下有变、时机到来时，从秦川、宛洛两路出兵，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现在荆州为东吴所占，从荆州出兵的条件已经失去，“隆中大计”的战略方针如何能够再执行？

荆州丢失后，刘备所代表的蜀汉集团不得不站在历史的浪口作出诀择：要么闭关自守；要么继续执行联吴伐魏；要么以益州、汉中为地盘，从凉州、雍州伐魏；要么伐吴。然而闭关自守，就是坐以待毙，刘备不愿意也不会这么做。刘备称帝就是要统一天下的，但孙权夺了荆州，打乱了刘备统一的《隆中对》的统一部署，刘备本身一个不能越过的障碍，何况孙权能够信任刘备么？孙权敢和刘备联合么？孙权做出向曹丕称臣的决定，就是认为刘备的威胁比曹丕大，这种情况下联吴伐魏是不太可能的。而此时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曹魏政权，虽然曹操新亡，但魏国大将未死，显然魏国还是要比吴国难打，而且在没有吴国结盟的情况下，攻击魏国也不太切合实际。那刘备只能选择伐吴，选择伐吴将有四种结果：伐吴胜利，统一南方，这个结果对刘备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是他统一大业中的重要进展，而且可能性比较高；伐吴部分胜利——夺回荆州，这种情况为以后的进取打下了基础；伐吴失败，益州、汉中没有损失，这种情况下，虽然失败对蜀汉政权影响很大，但是没有伤到蜀国的根本，所以并不是不能接受；伐吴失败，魏国攻入汉中，或者吴国攻入益州，蜀国有亡国的危险。但根据在此之前三国交战的情形比较，以及对曹丕、孙权的鄙视态度，而且诸葛亮还坐镇益州、魏延镇守汉中，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至少刘备是这么认为的。

取下益州之后刘备称帝时，蜀汉政权的集团内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集团——原从集团、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以赵云为代表的原从集团，有过流离失所的的战争经历，自然能够较为合情合理的提出劝谏。然而刘备后期的军事势力，主要也就是在荆州发展起来的，其手下士卒多为荆州本地人，而非四川本地人，刘备晚年提拔任用的文臣武将中，荆州人士也占了绝大多数，就连诸葛亮本人也是荆州人，在荆州为东吴占据的情况下，荆州士众无疑想早日收复失地，回归故土。论及刘备伐吴，似乎诸葛亮不赞成伐吴，但史书上却未能见到诸葛亮对伐吴的明确意见，仅见其在刘备伐吴失败后慨叹：“法（正）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重夺荆州，不仅符合诸葛亮与一般荆州人士相同的收复故土的愿望，更与他“隆中对”中提出的以荆益为根本的主张不谋而合，诸葛亮所反对、担忧的，不过是重夺荆州的时机与战术问题罢了。

刘备兴师伐吴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面对孙刘的战争，如若曹魏政权就此入侵，三国的历史恐怕就此将改写，中国的历史恐怕也将会改写。但一切不以人的意志而有所改变，草包曹丕错失了一举灭蜀的大好机会；如此刘备伐吴在进展顺利的时候，却败给东吴小将陆逊，致使蜀汉政权的国势急转直下……

纵观三国风云前后，荆州失守之后刘备伐吴是必然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兴兵雪仇只不过是掩人而目的幌子而已，也是兴兵伐吴的导火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