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陋室”的“愤怒”

——《陋室铭》背后的故事

据史料载，刘禹锡在任唐朝监察御史期间，曾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集团的“永贞革新”。后革新失败，他被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及安徽和州刺史。按唐时规定，被贬和州的刘禹锡应住衙门内。但和州知县是势利小人，欺刘禹锡是被谪贬之人，便故意安排他到城外临江的房屋居住。刘禹锡不以为然，写“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的对联贴在门上。知县见之，很是恼火，即刻让刘禹锡移居别处，且住房面积减半。新房位于风景宜人的德胜河边，刘禹锡触景生情，他又题写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知县闻知，更加恼怒，将刘禹锡迁移到城中—间只能放一床一桌一椅的破旧陋室中居住。在短短数月，刘禹锡的“住房待遇”被连降几级，其心中激愤之情可想而知。刘禹锡豪气干云天，奋笔疾书《陋室铭》一篇，并“特请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于厅事西偏之陋室”，以明志自警。

读罢此则关于刘禹锡《陋室铭》创作来历的轶事，让人不仅浮想联翩，感触颇多。千古美文《陋室铭》，其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自不必赘述。在此，我最想说的是关于“陋室”和“愤怒”的话题。刘禹锡面对“陋室”的不公待遇，很是“愤怒”——这转化成了他联系人生遭遇，创作传世名文的激情和动力。看来，刘禹锡不仅是个大文人，还是个善于调控自我不良愤怒情绪的人呢。刘禹锡遭贬谪，倘若没有不公的“住房待遇”问题出现；或者对此脑子一热，忘了一切，在怒火中烧状态下愤然离开这个鬼地方，而没有操起犀利的文章武器——细细想来太让人后怕了：上述假设成立，那么，《陋室铭》就不会存在了！后人应该感谢刘禹锡！正是因为他在“陋室”和“愤怒”之间找到了平衡支点。燃烧的怒火才转化成了虽仅有81字，却内容精辟，情味隽永的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成都杜甫草堂”，都可谓陋室矣。其主人面对“陋室”的“愤怒不满”的情绪，也可见于史书。难能可贵的是，其主人在“愤怒不满”之后，却都能泰然处之，注重自身修养，不慕浮华，终有所为而名扬天下，这更为后人所敬仰和称道。

面对“陋室的不公”，也有因“愤怒过头”适得其反的例子。《清史稿》中，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是吴三桂。公元1644年，吴三桂驻扎山海关，也曾遭遇不公，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投降清朝；后来在康熙皇帝削藩时，又怒而反叛清王朝。吴三桂无疑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但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后人褒贬不一，但他丧失民族气节这一点，却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有，前些时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女主人公郭海藻和宋思明的婚外恋情，引发的争议和批评颇多。刚步入社会的单纯女大学生海藻甘当“二奶”的悲剧故事中，当事人郭海藻因为没有正确对待社会和“陋室的不公”，在“愤怒”（可惜是美丽的错误）中去追寻畸形的幸福，其结果只能是自吞苦果。

综上所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陋室”为不公正时，“愤怒”除了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还包含着一种鲜明态度和应对之法。那么“陋室”式的不公正，自古就有。面对“陋室”有所“愤怒”，也合乎情理，无可厚非——问题是，“愤怒”之后干什么，怎样的“愤怒”才有价值和意义？！这才是我们今人应该三思而后行的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