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不应只是“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一词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不难理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者，是指公正的道理自然存在于众人的心里，人们对事情的是非曲直知道得清楚明白。言下之意，颇有些公道只要自然存在于人心就可以足够了的味道。事实上，每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平的事的时候，也常常这么做：用“公道自在人心”来劝导自己或者他人，认为不必与之一般见识。

这当然是有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众所周知，鲁迅笔下的阿Q常常用虚假的胜利来实现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自我麻醉，即使是挨了打，也以“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常怀“公道自在人心”说法的人大概也莫过如此——即使面对不公、邪恶等现象，也认为可以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反正大家心里都知道“公道”在何方嘛，邪总是压不了正的，于是心里也很安慰，甚至渐渐的麻醉了。其实，邪压不了正的根本在于让“正”表达出来，而非只是以意淫的方式存于心里。正是由于这种病态精神的支配，常怀“公道自在人心”说法的人也必然如阿Q般永难振作起来以求自强，并永在屈辱中苟活，严重者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古时的韩信，认为自己有功于刘邦，刘邦日后也必定对自己不薄，不听朋友蒯通关于“拥兵自立、日后免遭文种之祸”的规劝（以当时韩信手握之重兵，若然拥兵自立，小则可与项、刘二人三分天下，大则可以一统江山），从而不忍背叛。按理说，忘恩负义肯定不在公道之列，韩信的想法也没有错。殊不知，兔死狐悲，鸟尽弓藏，韩信为自己心里的“公道”所麻醉，不但失去了改写历史之机会，还让自己死于非命——刘邦在贵为太祖之后，以百般借口，先后将韩信由“王”降至“候”，最终让一代历史名将死于马后的绣花针下。

也可能有人会说：如果说公道自在人心有点屈辱的味道，但又何尝不说是忍辱负重的表现呢？如此说法，大概是没有理解“忍辱负重”的真正含义。其实，大凡忍辱负重者，“忍辱”只是其表，“负重”才是其实质，其行为是为了实现自己最终的目的。因此，他们的忍辱只是暂时的，也是用来麻醉他人的。比如春秋时期的勾践，在亡国之后，没有自我安慰，而是心怀复国大计，暗暗奋发图强，卧薪尝胆，为了麻醉吴王，甚至不惜尝其粪便，可谓极尽屈辱。最终，勾践得以打败了吴王，达到了复国的目的。勾践的例子说明，忍辱负重绝非如“公道自在人心”一般用来长期麻醉自己，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

常言道：理不辨不明。作为一种公正的道理，如果仅仅满足于自在人心，自得其乐，无疑更助长了歪理的横行。从某种角度来说，公道自在人心也是一种沉默的表现。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理正者沉默，往往是理屈者乐于看到的。如此，爆发的必是歪理，死亡往往就是公道。试想，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正是以舌战群儒的方式，让东吴的求和派理屈词穷吗？

当然，光有辩还是不够的。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让公道真真正正的存在于事实，才能让其名副其实，也才能彰显其不俗的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公道存于事实，其关键在于放手去实践，去行动，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战胜一切不公平的东西。试看历史，古往今来，各朝各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向暴政宣战，以替天行道为己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最终让腐朽的旧政灭亡，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如果人民仅仅沉迷于“公道自在人心”，现在的我们恐怕还处在秦朝的残酷统治下吧。

是非在于时势。公道也是如此，它纵是不可颠覆，但也须要审时度势，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绝不能死抱教条。当然，灵活运用并不是说就要改变公道的实质了，恰恰相反，它是让公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更好的方式表达出来。春秋时期的宋襄公，面对残酷的战争，依然死抱“仁义”之公道，任由楚军过河结阵，结果惨败而回，留下了千古笑柄。——如此死抱教条，其公道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如果先击败楚军，再高举仁义大旗，岂不更好？

总的来说，公道自在人心是一个伪命题，是息事宁人的表现，也往往在无意中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让公道失真，让一切歪理邪说、不公平的现象横行，让道德与文明倒退，完全不值得大肆提倡。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