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新的思想自觉

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论述的核心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生产力是什么决定的呢？人类在身体和思维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更多地是依赖现成的自然要素及自然环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农业社会的四大文明古国。但是人是能动的，自觉的。当这个较好的自然环境为我所用的同时，人类思维是否也跟着或者突破到新的阶段。如果没有，那么生产力仍然不会得到解放。四大文明古国最终躺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没能对新的世界文明有较大贡献而被西方文明所取代。而我的结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人的精神和绝对理念。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前两天10岁的儿子问我这个问题。20年来我一直在解这个方程。记得以前看过季羡林的文章，他认为这个差别在于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论。西方人重分析，东方人重综合。然而在读过黑格尔的小逻辑之后才发现，这个方法论的差别不能根本解释东西方的文化理念，精神的差异，更不能解释社会形态的差异。这个根本的差别不是方法论层面，而是在本体论的层面。西方世界的上帝不是神，鬼之类的庸俗界定。作为西方世界的思维本体是以上帝这个符号来代表宇宙固有的逻辑秩序，他既是绝对抽象的，又是绝对具体的，且是抽象和具体的同一。个体既是上帝的意志的具体体现者，又受作为普遍性的上帝意志的制约。抽象的客观是潜在的概念，具体的客观是大多数人的主观概念的同一。客体是外在实现或正在实现的现象的集合。个体体现了上帝抽象概念的多样性。所以个体的地位在本体论中有绝对的意义。上帝不是神的鬼的意志，人类在体现上帝的意志的基础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和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这个作为手段和中介是作为客体和主体的条件。正是这个条件才有事物的阶段性特征。

佛教的破我执的核心思想的本体是相的虚无和不常，而根本的是空。这个空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个空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抽象的客观，是宇宙和人伦的固有秩序，这个秩序是不具体的，也不是单个个体可以完全认识和把握的，所以就应该空，单个个体不要执着于个体的主观意志，这样才会获得解脱，获得快乐。这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有异曲同工。然而，这个空并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个原始的空的阶段和层面，而是不断进展的空，实际上就是有规定性的不断发展的“有”，这个有不是单个个体纯粹的有，而是建立在自觉后的普遍性及客观性以及现实基础之上。“有”是一种条件，这个建立在具有阶段普遍性的基础之上的有，就是相对的“常”，这里的有虽然相对于宇宙和人类历史也是个“空”，但正是这个有规定性的空，才让“空”的内容具体化，让“空”从抽象走向具体的现实，才让空的意义体现。就我所读的佛经而言，佛教没有对“现有”给予具体的辩证的梳理，更没有对阶段性的普遍性的有予以合理化，而是一味的强调这个至始至终的“空”。以致一直纠结于最初的原始的本体的空从而入世的意义被否定，消极的避世的立论就自然而然展开到底。道家在本体论中对空的论述并不彻底，似乎有触摸到本体的表象，但是在后面的论述中更是以形式方式来论证“道”。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道家最终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抽象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只是一个单循环，然后呢？道家没有再继续展开论述，而辩证法不仅道出了这一个阶段，而且指出事物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扬弃和否定，这个阶段就是自为的自觉的主观能动，作为扬弃的结果及新的同一性，他既是新的客观，又是事物新的起点。如此无限循环，便是事物发展的运动逻辑。一副太极图只能说明事物单个循环的逻辑图，这里边没有辩证的运动，故太极图就是基于封闭的单循环。后面的发展怎么走？太极图没能给出答案。所以从太极图的演绎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在伏羲天体八卦图的自然感悟中没能体现人的主体能动性，没能强调人的自觉同样是“道”的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同样周易在此逻辑基础上演绎的人伦逻辑在以天子为绝对理念下展开社会人伦秩序也是一个形式的封闭的体系。这样就不难理解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和中国人文思想的固步自封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不仅仅限于建立了新中国，而他最为伟大之处在于打开中国人的心灵新世界。他不仅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生产关系，更重要的是她对于植根于中国人骨髓的落后思想的历史性革命。这个根本的革命虽然在目前的现实中没有全部显示出意义，但是随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渐进性发展，有绝对的理由相信：封建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八国联军横行中国的历史将一去不返。

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同样需要社会普遍的主观精神予以支撑，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获得在短时间内并不一定要求精神与之绝对同一。中国社会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获得巨变，在表面的生产力提升，大多是拿来主义和人口红利所获取。市场化交换的双方一方是技术方，一方是初级劳动力方。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人只是在初级劳动力上获得了世界的市场。这个就是本质。中国人既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也没有输出世界观。因此中国人并没有获得世界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根本认同。中国人的自信更多的是自身主观认同，而不是普遍的客观认同。强大是相对于自身之前的历史的对比，但目前没有根本改变落后。这与当时的汉唐以后的文化思想的输出有本质区别。汉唐以来的理念和物质输出才奠定了一直延续到清初期的世界霸主地位。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新的社会生产力拿来的同时并没有深刻的思想扬弃运动。这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封闭性和本体论的认识使然，更重要的是全民尚没有普遍性的世界观的自觉。旧有的精神文化和思维仍然是中国精神世界的主体和主流，这就致使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精神道德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市场和形式的法制规则是一个外在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必须要有内在的主观普遍支撑才得以获得良性循环。今天中国市场的乱象和腐败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的形式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全民的价值观与物质世界飞速发展的严重背离或分离将带来几乎是全民颓废和腐败社会乱象。官员的腐败那只是一个部分，他自然而然的是植根于全民腐败的土壤。并不是说官员腐败就具有合理性，而是说官员只是将全民腐败予以集中和放大体现。

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少勤劳，但勤劳并不是强盛的充要条件，勤劳并不代表有很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理念的本体正确。这个是基本的大前提。勤劳只不过是将本体实现的手段。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获得空前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有反思的自觉，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审视和挖掘世界精神的精髓，否定残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污垢，对世界精神的本体，趋势有一个深刻，精准的认识，并与之同一且推动其发展。这或许才是中华复兴且能被世界普遍尊重的根本。

重庆的唱红歌传经典运动具有圣哲的先觉，如果在形式和内容上植入世界的，时代的本体的新元素，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持续的展开，那么所带动的全民新的思想道德自觉必将让中华民族精神面貌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并由此获得持续和强劲的内在动力。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触摸世界发展的高点才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