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出路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在现在，‘文人’这两个字，已经和穷人这两个字画上等号了。”

我很失望，因为我曾经立志要做个文人，但是我又不想做个穷人，大概是因为一直根正苗红的原因，对于文人的美好向往一直读伴随着我的成长，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同样“根正苗红”的文人。

有些无耻，但是大家好象都这么说的。所以我决定无耻到底！

但是据说文人都是无耻的，所以我依然还是在向这个方向无知的发展着，踌躇着走向这条不归路。

依然无耻！

大家都说文人是无耻的，是可笑的，所以我孜孜不倦的学习着。但是我根本就没那个条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说造反，就是想想也是大不敬的，老老实实的写着自己的破烂文字才是文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政府”的一番苦心的栽培。另外，“文人相轻”，只怕也是文人的又一恶毒了。还有，自以为会写几篇欺世盗名的文章就装做一副“不才名主弃”、“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模样来，当然了，文人并不都是落魄的，显贵也是不少，像南唐后主及北宋二帝之类的大人物，权倾天下，却是没用的文人一个，还没上战场，就被俘虏了，把下半辈子都做了囚徒生涯。写“离骚”的那一个，虽说有点计谋，却半点儿手腕也没有，安邦定国的谋略用不上且不说，弄到后来干脆就投江了。在兵荒马乱之际，文人们还特别容易变节，特别容易投靠新主子。历代如此，鲜有死节的。对此，文人自嘲说，我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奈何奈何，何况这是天意乎。当然，也有一些人想要摆脱这种可笑的形象，有些个文人索性把笔杆子摔掉，说，难道就此郁郁终老吗？终于是不做文人了。汉的班超就是其中的一个，“投笔从戎”也算是千古佳话，他脱去了文人本色，却多了些男儿血色。

最让人觉得无耻的还是那句“自古文人都是贼”，文人善偷，偷文章，偷书，偷功名，无所不偷。好象比较有名的就是宋刘两人的典故了。唐代刘希夷写了一首诗，也就是《代悲白头翁》，有一句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舅舅宋之问极喜这句，要讨过来归于自已名下，刘希夷当然不肯。宋之问遂用沙袋将刘希夷压死。此无耻可见一斑。还有无耻而又无知的事情就是文人大多是好色的，几乎没有文人不和娼妓无关的，哪怕是很穷的文人，像杜甫，穷得粥都喝不起了，还想着那档子事情。还有大家一直都很崇敬的曹雪芹先生，也是这样的，有一次和敦诚一起去敦敏家拜访，或者说是蹭饭更加好一些。可是不巧的是，主人不在家。于是这顿饭就没有了着落，还好敦诚还带了一把佩剑，换了给他买酒喝。酒色大多时候是连在一起的，特别是在这些自命不凡的文人眼里。

那些女子，如果不幸作了文人，那大都就是青楼名妓，如薛涛之流就是。现在世道不同了，但文人们的滥情却依旧。且不说陆教授嫖娼事，从近处说，几乎没有文人不滥情的。小说家找情人，说是要体验生活；诗人找情人，说是要找到灵感，诸如此类。

其实文人也是很可怜的，尤其表现为可怜没人爱，所以有的时候就现得有些可爱。但是帝王们是不会喜欢那些装可爱的文人的，因此他们一直都很危险，嵇康，在中国的历史上，无疑也是一个名人了。一曲《广陵散》，让这个名字走出了晋代的束缚，红遍了整个中国历史。有人说嵇康的死是他咎由自取，谁让他在谁面前可爱不好，非要到司马氏面前可爱呢？可是，我们再顺着往下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狂人嵇康，就不能再当朝的统治者司马昭面前装小儿女的可爱呢？司马昭为了颜面，杀了嵇康，同时也给当时和嵇康一样可爱的其它“竹林七贤”中的六个人一个大大的警告。老老实实的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才是正经，闲着的时候看看月亮以及地上的影子想些女人就可以了，干吗老驾着个破马车到处走，喝醉之后还他妈的骑着头猪瞎晃悠，该死啊！不过也好，有人改悔了，告戒儿子不要像自己一样装可爱。

但是文人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不能滥情，不能谋反，不能好色，不能喝酒，更加不能够装可爱。而且要命的是，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能够写些什么东西来取悦别人，特别是在那些相轻的同道文人和如司马氏一样的东西面前。稍不注意就身败名裂或者脑浆乱飞了。余秋雨先生曾有过很精辟的论述：“绳子拴着大师，一头握在小人的手里。小人的手抖上一抖，中国的历史就重重地趔趄一下”。

《魏书》有言：侠以武乱法，儒以文犯禁。在当局者看来，中国文人是大大的刁民，他们的那些可爱的不识时务的文字就如武士的刀刃一样总喜欢戳当局者那未长好的伤疤。正如现在张楚唱的那样“你说这个城市很脏，我觉得你很有思想”，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和这个世俗的“城市”融和，所以他们想要改变一些东西。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秀才谋反，三年不成”，文字是他们唯一的可以改变自己心中的城市的方式。

其实文人的要求很低，著述立言流传下来就行了。他们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对他们又有过多的奢求，暂且不说。先说他们的著述立言，比如说孔子的《论语》，这是立言，而著述就太多了，史上的一些文本差不多都是文人们实现他们自我价值的形式－－著述。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要求往往得不到实现，客观的原因包括统治者的压抑以及那个时期大众的喜好等等，主观的原因也有很多，比如说，明代的郑思肖，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文人，他很孤独的完成了一本书－－《心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裸露在别人的面前让别人说三道四。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就这样被埋没，所以几百年之后，到底还是让人在一口枯井里面发现了这本书。近代的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吾一生所著，以《心史》为向。假若郑先生泉下有知，不知道该如何感慨！

在追求价值的同时，因为其独立的思想性，所以他们往往不甘于现实，想获取一些更加高尚的思想地位。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人们把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放在了文人身上，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文人的本色，又决定了文人“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文人往往空有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而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不仅社会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然后就犯下中国文人的通病，即消极避世。文人比普通人有更多的对时局的敏感，对自身状态和自我价值的审视评析，激烈的内心冲突便成了痛苦的根源。倘若还够坚强，倘若还不甘于沉沦堕落，则必然向另一种生存方式寻求灵魂的解脱。

于是，他们开始宿命般的开始隐居起来。竹林名士遁迹山林泉间，是借山水的纯真自然，鱼跃鸟啼来排遣心中的压抑与苦闷；兰亭休禊的名士们，怡情山水，流连忘返，是为借山水之美启迪灵性，使他们的文学艺术天才得以极致的发挥。陶渊明踏着庄子的脚印，走进世外桃源，成为自然田园的第一歌者，他终究是在“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中找到安身的家园，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得到心灵的寄托。吟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林和靖在西湖边隐居了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把隐士真正作地道作漂亮了。

余秋雨说：“（隐居）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深埋进一座座孤山。”

弗洛伊德认为人都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当死本能指向个体自身，发展到极致时便是自我毁灭。文人的自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就算是这样的自杀，也在被识时务的人在不停的窜改着。“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与野”，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更不必要说传统的中国文人了。然而中国的文人虽然在时刻的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且是蓬蒿人”的诗句，其实他们的内心却极其的脆弱，他们很在乎外面的风吹草动。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不得不选择“大隐”这种所谓的隐居生活，然后不知不觉的成为御用文人。

于是又回到了“吏之师”的位置，开始为“帝王言”。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的文人到底该不该为官。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古代史，满满的都是在被文人盘踞着。随便翻开一本唐诗宋词，看看人物简介，除了几个女人（大多的都是妓女）之外，几乎全部都在为官，就连被所谓的正统社会所唾弃的柳永也是个屯田员外郎。

当然了，这个该不该指的是他们为官是福还是祸。先撇开他们的政绩不说，在官本位文化传统生活的文人，他们很早就被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因此，在他们看来，似乎人生的目的、生命的价值就是当上官、爬高官、跳加官，他们不懂得文才不等于官才，文运不等于官运，以至出现范进中举那样的悲剧，比比皆是。历史上有一些文人，一生不仕，给后世留下千载之业；也有一些文人，后来做了官，也就难有千秋伟业了。比如说明代科学家宋应星，五考进士不中，毅然放弃科举，集中精力写他那部伟大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这部书1637年出版，是年宋应星51岁。遗憾的是第二年，宋应星出任福建汀州府推官，这是七品地方司法官，纯粹是个芝麻官。宋在做官期间，既不见他继续《天工开物》的研究，也不见他把《天工开物》的研究对诸实践。他是在51岁这个科学家黄金年龄就停止了科研生涯，这对他自已对社会都是莫大的损失。七品芝麻官简直遍地都是，但是能写出《天工开物》的宋应星可是几百年才出一个。

再回头来看看他们的政绩，封建社会的黑暗就不必说了，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因此就有人在拿这说事。没错。很多的文人在那个社会里可以说是苛刻的，但是他们无力补天，只能够这样苟延残喘着自保。但是，如果说不是文人，而是一些蛮子来治理那个社会又能够怎么样呢？也不说远了，比如说明朝后期社会总人数达到六千万，而在清朝初期的时候居然只有三千万了，这与文人无关，相反的是大多的文人都在与这些郐子手抗争着。社会在不停的进步着，但是前进中的社会就自然的给人留下了太多的话柄。

曹丕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种典型特征在时隔数千年后，仍然焕发着它的魅力。于是这些互相贬低的都是文人，这个台子被互相的拆来拆去，而且中国的文人一般是不会放过古人的，因为他们不会再说话，就好象前几年一直都现在大家都津津乐道的李清照到底有没有再嫁的话题，有的人于是就借题发挥把她贬得一文不值。因为文人有其自身致命的弱点，文人从事的是知识领域，因此很容易造就文人那种要么盲目自大、自以为是，要么盲目自卑、脆弱，这样也很容易导致互轻的现象。别的不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革的是文化的命，毛泽东绝对算得上是文人、知识分子，毛先是文人，后才是政治家、军事家等等，其把文人相轻也演绎得登峰造极，文化大革命，臭老九互相揭短，互相批判，最后全军覆没，毛也借此消灭了一个个现存或潜在的对手，使其的权利比过去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使得其个人地位和威望达到顶峰。

社会压不灭文道，统治更清不灭文人，社会悲哀则文人悲哀，社会进步则是先有文人的进步。

在现代先进而文明的社会里，文人悄悄地走在社会的背后，在精神的空间里埋头苦思，而当社会物质和精神失调的时刻，文人更将挺起胸膛，走在思想前面。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历史有踏过了一个新的世纪，钟声惊醒着现代文明。经济和人文，技术和修养，越来越成为文人们痛苦的选择，人类的终究需要的是金钱还是精神，社会终究是倒退还是退步，文人们在世界的观光窗下，摇着笔杆子沉思，却迟迟不能下笔，风情雅意毕竟换不来面包和小车，更没有光宗耀祖的风华，经济社会使文人的价值在风花雪月面前，一落再落。

这样的议论或者说评价，固然显得有些突兀，但作为一家之言，本来也是正常的。佛家说悟禅有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可我以为，假如说哪天读着读着唐诗宋词，忽然有所感悟，于是拍案而起奋笔疾书了，是一种境界；假如哪天看了篇无病呻吟的文章了，一股子酸气扑面而来，赶紧抹面洗耳，也是一种境界；假如对许多文人非常不满，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抄起块砖就抡了过去，又是一种境界。

有的时候我还真的庆幸自己不是文人。这可能也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