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死了

在法院判决书出来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药死了。细想之下又觉得不对，应该是要死了。药家鑫一案，我也有过愤慨的时候，也在qq上说：“我觉得这个案件弄成现在这样对于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大部分人都关注药家鑫去了，受害人及其家属却迟迟得不到应得的公平，有这么多时间有这么多精力去讨论与案件无关的东西，为什么不先把这桩案子按法律的程序判下来，先给受害人及其家属一个公平呢？”那个时候我觉得药家鑫是必须死的，不管法院怎么判，他不死就难以安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我得承认，我是不理智的，不管怎么样，我不可以仅仅凭着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该不该死。作为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感性大于理性是不可以的。我不想谈药家鑫，也不想谈要加薪，因为这两个名词离我还远，或许有人说：你小子最好出门被撞，撞了再被捅，看你还说与你无关不。这我倒是没想过，突发事件太多了，每件事都去操心的话，我几乎可以不用去想别的事了。我怕的不是突发事件，而是怕自己的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么说还是有些悲观的，至少拉撒睡还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至于吃喝的话，就不敢提了。这一阵子，关于食品问题的报道已经到了让我只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新闻的地步了。从3.15起的瘦肉精，到4.12上海曝出“染色馒头”事件，再到4.16多地曝出“牛肉膏”事件，可将猪肉变成“牛肉”，再到4.18沈阳被曝查出40吨“毒豆芽”，含有多种禁用添加剂，再到4.22的“墨汁米粉”事件，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样排列起来，看起来用了两种修辞手法，排比与夸张。在我看来，这个排比句是可以无限制的排比下去的，这涉及到了人的本性，与市场的监管，就不展开了；而这个夸张的句子是可以尽可能的夸张下去的，这涉及到了媒体的曝光力度，与我们的开化程度。曾在《财经郎眼》上听到过这么一句话：在偌大的中国，竟容不下一个平静的餐桌。说的也不无道理，可我还是觉得在中国还是容得下一个平静的餐桌的，前提是用餐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问题发现了是好事，至少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就像有些规定一样，给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所以我还是觉得曝光的这些问题要比没曝光好，把问题藏着掖着反而不好。我觉得我们农民的素质是不确定的，在涉及到参政议政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学者专家就会说，农民的素质是有限的，参政议政的得是那些有文化有学识的代表们；在涉及到不好的一方面的时候，就又会有人出来说，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得相信百姓，最后农民智慧上去了，亏就吃尽了。我很想骂的是一种人，就是藐视农民的人，自以为拿了个高学历证，就开始不说人话，就说农民没有能力去参政议政，在我看来，他们的那张学位证就跟宠物证是差不多的，而且是御用宠物。为什么要说到农民的素质呢？我是个地道的农村孩子，我知道农民，对于很多涉及到科学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的，在食品问题上面，我们判断不了什么的含量超标了会对人体有害，我们只会吃下去，拉出来，没有谁会去细想我们到底吸收了什么，有没有害也只能等到去医院的那天才能知道，而去医院的那天的时候，或许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所以，国家的有关部门，你们必须要做好的事就是把好关，不要为了利益就泯灭了人性，食品出了问题，那些负责监管的人就该死，比药家鑫更可恶，毕竟药家鑫只害了一个人，而他们却害了最不该害的一群人。我们的要求真的不高，吃的放心，住的宽心，行的安心，穿的舒心。现在的情况却是，我们吃个东西又害怕有毒，想住个房子又担心买不起，想出去散个步，又害怕碰上药家鑫，想穿几件好点的衣裳，又害怕假货太多。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我是最不需要操心的人中的一员，可慢慢的我也害怕了，不知是不是我成长了，还是这个社会成长了。

最后我还是回到“要死了”这个位置来，这样继续下去，矛盾会加深，不是自上而下就是自下而上，不是这个要死了，就是那个要死了，因为社会永远是发展的，要死了不是坏事！当然，药死了也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