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最后之战——东吴的灭亡

公元222年，孙权称王；229年孙权称帝，定都武昌后迁还于建业，吴国建立。作为三足鼎立的政权之一的吴国从孙权称王开始，至公元280年“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满打满算不过58年时间，自孙策父子创立江东开始算起也不过去八十多年的时间。

为何占据江，又有长江天堑的孙吴政权却未能把握住历史的契机统一全国？而是走向了灭亡之路？

从历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权不能将疆界推到淮河一线，而是困守长江，它的处境就很危险。这时它只有一道防线，如果北方军队突破长江，它就只能束手待毙了。要是它能够在淮河一带建立有效的防线，处境就要安全多了。北方政权要化很大代价突破第一道防线，再穿越水道纵横的淮南，这个过程要消耗北方军队很大的军事力量，再等他们赶到第二道防线——长江的时候，就已如强弩之末了。而且要他们在穿越千里火线之后，再就地筹办船只渡江，也不大容易。防线的后撤使东吴的首都建业（今南京）暴露在敌人面前，但除此之外，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东吴以长江为自己的生命线，而长江的上游此时也落入晋国手中。无论是长江上游还是长江下游，只要占领其中几个重要城池（如上游的重庆、荆州，下游的南京等地），变可延江而上或延江而下，整个长江流域就变得无险可守。长江天堑只能作为“掩耳盗铃”的心里安慰罢了。

再纵观三国鼎立的期间，无论是孙曹交手还是曹刘交手，整个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的交战史上，除孙刘联盟赤壁之战大胜曹军以外的单独交手，几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蜀汉政权已于公元263年，就早早的退出了三国鼎立的历史舞台，孙刘联盟的唇齿相依的攻守联盟自然也不复存在，在这个局面下东吴是否能够独自撑起与北方政权相庭抗挣了甚至是改写历史了？自然是不太可能的，这不仅仅是这种地理与联盟的客观原因，还有孙吴政权本身的原因在内。

除了外观上很明显的二宫之争、权臣乱政及暴君残虐等还有诸王内乱及大翦宗室。算算孙权七子及后裔，激烈互争的程度不亚于西晋“八王之乱”的同室操戈：长子孙登赤乌四年死，其子孙英被孙峻所杀；次子孙虑嘉禾二年死，无子；三子孙和在二宫之争中被贬到故鄣，后来被孙峻矫旨赐死，孙皓为孙和之子；四子孙霸在二宫之争中被孙权赐死，二子被孙皓削爵徒放会稽郡乌伤县；五子孙奋，事迹如前，与五子皆被孙皓所杀；六子孙休，由权臣孙綝迎立，其妻及二子皆被孙皓所杀；少子孙亮，继孙权之后为帝，前有权臣诸葛恪专权，中受权臣孙峻擅政，后被权臣孙綝所废。内斗不止又怎能强御外敌了？这也加速了孙吴政权的灭亡。

江东以孙坚、孙策及孙权之崛起，《辨亡论》曾提：“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惇以讽议举正，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禨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算，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正是江表诸公济济，东吴兴起的最大原因。但是东吴败亡正由于前述兴起的反面缺陷，也就是缺乏人才：从二宫之争开始，结党分派互斗，结果太子派与鲁王派两败俱伤，人才一死就难以补充；再从权臣乱政开始，以强宗劲兵入主，臣强君弱之下，人才就算任用也难以出头；最后暴君酷杀，展开恐怖统治，君强臣弱氛围，人才还没出头就被残害。

孙皓曾向丞相陆凯探听虚实：“卿一宗在朝有人几？”陆凯小心回答：“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可见门阀士族仍是江东政权最大的特征，难怪陆凯惭愧地说：“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少数精英如陆逊、陆抗及陆凯一族之盛，仍无法扭转江东国运，因此江东亡国实不在没有人才，而在于人才无法善用，形同没有人才。可谓悲哉！这注定里东吴就此必将在无声中消寂。

盛世衰败取决于君臣，有秩序的领导永远优于混乱互斗。上有明君，下有良臣，国之兴也；暴君虐下，权臣篡位，国将亡焉。详析东吴灭亡过程：杜预围江陵而杀吴江陵督伍延，注意到东方建业没有派援军西救；王戎攻克东吴曾作首都之武昌，亦是在无援来救下击破；王浑军抵横江，孙皓到是派援军应战，但丞相张悌仅率兵三万，结果张悌被斩；王浚兵临三山，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结果吴兵“望旗而降”，徐陵督陶浚向孙皓以二万兵请战，结果“其夜众悉逃走”；孙皓在没有抵抗兵力下出降，但是当时东吴亡国还有兵卒二十三万。号称有兵一、二十万，实则只有二、三万能用，或者每次只用小兵，形同舍弃大军，这是东吴亡国的最大直接原因。

纷争的时代，随着统一的帝国戛然而止——一个新的和平时期展现在人们面前。近百年来，多少人死于战场的锋矢，多少人死于逃难的路上；多少家族彻底灭绝，多少村落荒无人烟；多少田房舍被战火烧成灰烬，又多少男女无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