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信仰

蓝弘 散文 爱情滋味 2006-05-12 23:10 责任编辑:天下的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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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无论我们怎么活着都该有自己的信仰.文章很有深度值得学习.

谈信仰,得先把什么叫“信仰”这个概念弄清楚。要弄清一个概念,最便利的办法是查辞海或词源。先看词海的解释:“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辞海》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这种解释不能令我满意。我总觉得写这个词条的人好像对信仰采用了一种冷冰冰的旁观态度,好像信仰与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不过从词海对“信仰”一词的解释,我倒悟出了一个道理:“信仰”这个词不会有一个公认的一致解释。这得从两个方面来说:从对“信仰”作界说的人来说,他们自身就存在有信仰,无信仰或矛盾于有无之间的三类情况。对信仰持这三种态度的人,对信仰所给出的定义肯定不一样。而每一个读者也都存在着有信仰,无信仰和界乎于有无之间的三种情况。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对信仰是持有一种绝对的恭敬心,如果他看到一条由没有信仰的人对信仰做出的定义,他绝对不会认同。

悟出了这个道理,我就不再企求从词海等工具书中能够找到对信仰的现成答案,我们可以看看大师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高见。我在书架上找到了培根的《人生论》和《蒙田随笔录》,可惜这两个大师在这两本书中都没有谈到信仰。这就让我感到纳闷,像培根这样的大师不可能不面对信仰问题,也不可能不考虑信仰问题。他在《人生论》中论述了人生常见的58个根本性问题,包括真理、善、美、嫉妒、迷信等,惟独没有论到信仰。可见信仰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不能绝对肯定这两位大师,没有论述过信仰,因为,我读他们的书实在太少。但起码我手头的这两本书中没有见到他两人对信仰的论述。)

接下来,我翻到了现代智者周国平的文集(《周国平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他在文集中是这样谈信仰的:“一种信仰无非就是人生根本问题的一个现成答案。”周国平还讲到:“乌纳穆偌说,信仰就是愿意相信,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有一个上帝。此话道出了宗教的真相。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决不是盲信者,而是渴求者,充满着内心冲突,他一辈子在努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真正相信的上帝。伟大的基督徒,如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内心深处从未摆脱过怀疑的折磨。”这是周国平在10年前对信仰的看法。在这里他显然是否定人生根本问题的现成答案的。“信仰就是愿意相信,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有一个上帝。”在此周国平是带着一个理性的头脑,去对一切进行探索和怀疑,而不愿意接受别人给定的一个现成答案。

我们再看周国平到了2002年写的一篇文章“智慧和信仰——读史铁生《病隙碎笔》”中对信仰的看法。“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人的精神性自我有两种姿态。当它登高俯视尘世时,它看到限制的必然,产生达观的认识和超脱心情,这是智慧。当它站在尘世仰望天空时,它因永恒的缺陷而向往完满,因肉身的限制而寻求超越,这便是信仰了。完满不可一日而达到,超越永无止境,彼岸永远存在,如此信仰才得以延续。”在这里,周国平看到了人自身的天然限制,并要因限制而寻求超越,于是对信仰有了一番新的理解和体悟。

是呀!信仰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永恒性缺陷,以及对自身限制的超越性寻求。永恒性缺陷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但,是不是从内心真诚地渴求对自身限制的超越,则不是每一个人都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了。《诗经》上说:“不识不知,顺帝(天帝)之则。”不渴求,不认识,一切顺从自然,是人群中很大一部分人采取的人生态度。其实这是最顺从自然天理的人生态度。《中庸》不是讲到:“率性之谓道”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的信仰只会存在于那些永远对人生永恒缺陷寻求超越的苦求者身上。所以信仰也就绝对不会是所有人身上的一个必然品质。那些向神灵求福求惠人的信仰,不应该属于真信仰。

如果只有信的渴求和期盼(我们称之为“信”),而没有信的所指和归宿(我们称之为“所信”),恐怕还不能真正称其为有信仰。周国平只讲清楚了信仰的前一个问题。但没有提到“所信”的问题,而信仰又必须有信的归宿。比如,基督徒信上帝,出家人信释迦,共产党人信马列,康有为信世界大同等。

虽然信仰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所信,但,所信好难!比如,谁能肯定就一定存在一个创造万有的上帝?修炼到菩萨和罗汉果位后,就一定会往生,而且往生之后就一定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共产主义真的就一定是未来社会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我想许多人不在于没有对信仰的渴求,而困惑于信仰的归宿和信的所指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值得自己去相信。

人的个体处在一段十分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这是个体的有限性。个体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体的局限性。认识到局限就寻求突破和超越。文化是人类个体超越的最有效的手段。文化的传承性突破了人类个体时间的有限性,使人的认识得以承传和继承。文化的传播性突破了个体的空间局限性。个体认识的涓涓溪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汇成为包纳百川的文化海洋,铸成了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整体性构架。

突破人类个体的局限,站在人类整体文化的高度,我们的视野要宽广多了,认识也要深刻多了。我们通过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人类文化,可以了解到个体所无法认识到的许多问题。因为,我们撷取的是人类的整体知识结晶。但是代表人类整体智慧和文明的人类文化,仍然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这是人类自身无法跨越的局限。人类自身的局限主要体现在超出人类认识能力之外的无限性和超验性等问题上面。例如,宇宙是如何形成的?宇宙将向何处去?生命乃至于人是如何产生的?存在是不是仅存在于宇宙中?在宇宙外还有没有存在?所有存在是不是都能被人所认识和感知?在人感觉和认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存在?如果这种存在不存在,人是如何能够确定它不存在?如果它存在,它又是怎样一种存在?是一种什么形式和内容的存在?这种存在与人们所感觉到的存在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它最终能不能被人所认识?

尽管科学希望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合理解释。但人类作出的所有解释,只能是人类在自己认识能力的范围内,对这些无限性和超验性给出的一种解释。这些解释只能是假设,永远无法证实。信仰中的“所信”就属于这类问题。它是超出人类整体智慧之外的无限性和超验性问题。你可以说它存在,也可以说它不存在。你无法证明它存在,你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

《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中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中的这句话,给我们摆出了在信仰中,“信”和“所信”之间的因果关系。“信”是前提,是因,而“所信”是结论,是果。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通过“信”这个确据,建立了对“所信”的相信。因此,对基督徒来说,对上帝是需要无条件、无怀疑地信。因为,凭借人的智慧永远无法证明上帝的不存在,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而且没有原因。这就是“因信称义”。

摆正了信仰中的这个关系,我们也就好解释许多人在信仰面前徘徊的真正原因,也就知道了许多人能够真正地建立信仰的原因。两者的区别仅存在于对“信”和“所信”的关系上。前一种人是要苦苦寻求到“所信”,只有从理性上弄清楚了这个“所信”是值得自己信的时候才去“信”。对他们来说,“所信”是因,“信”是果。这种人实际上不会有“所信”。因为,他们所要弄清楚的“所信”属于超验性问题,是存在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凭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永远弄不明白的。所以,他们永远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我能够证明这个“所信”存在吗?它值得我去“信”吗?这些人永远在迷惑,永远不会信。这种人并不一定是我们平常人,其实,像罗素这样的大哲学家都属于这类人。当然,尼采不属于这类人,尼采是从理性上证明了神的不存在性(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尼采的证明是对还是错,实际上尼采并没有证明这些问题。因为尼采是人,如果他的证明是对的,那么这个问题就一定不是一个超验性问题,但神的存在性问题是一个超验性问题)。

后一种人,则是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局限性,知道了凭着人的智慧和能力,永远弄不清楚信仰中的“所信”。而且人类自己也无法证明“所信”的不存在和不值得“信”。并在困惑性超越中,凭着自己的灵性和感悟,使灵魂指向了一个可以寄托的“所信”,于是信仰就产生了。据我的理解,这应该算作真信仰。

注: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曾得到一位好友的认真修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