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协议捐助的启示

苍凉人 杂文 百家杂谈 2011-03-27 00:54 责任编辑:袁木蕾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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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章的一开始,作者拿曹德旺父子捐款一事引发思考。从而想到“公仆”以及“公务员”。本是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好公仆,却变成了“官员。”这些事情都引发我们思考。问好作者,祝创作愉快。

去年5月4日,中国民营企业家曹德旺父子捐出的二亿善款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分发给西部五省区贫困户。这次厐大的公益活动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事先签下一份协议:活动时间半年,管理费用不超过3%,差错率小于1%,结果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审计、结论,同时曹氏父子监督全过程并通过媒体时时向外公布,如果同意,即签约,不同意另找机构。于是,在网上看到不少网友发帖写博,有骂曹氏是暴发户,拿几个臭钱来显摆的;有讥笑曹氏父子太“小气”太“扣门”的;有说干部良心未泯,不贪善款的;有说政府层层把关,公务员良心办事,不会让善款“跑冒滴漏”的……

这里,曹德旺明显挑战中国官僚机构,因按官方规定,扶贫基金都有10%的管理费。如果中央、省、市、县、乡、村、社六级都扣10%的管理费,雁过拔毛,试问,到贫困户手中的钱还有几文?曹氏父子的两亿元要想发到9万户西部贫困家庭手中,他们不得不把政府这些“公务员”当成“贼”来防,喊响叫明:3%的管理费多一文都没有,你有“利为民所谋”的理念,有分发到户,差错率为1%的本事就来拿!看来,曹氏父子不相信公务员的“良心”,他们只相信“良法”……

中国人对“公仆”这个词儿很是陌生,对公务员倒是很熟悉了。因为几千年来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五四”以后,特别是近十几二十年来,才渐渐出现这个词儿,不过中国人最终还是把公仆公务员等同于“官员”来看待。

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看待这种“公家人”、“治人者”的呢?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现点。自汉唐以来,中国就把这三教归为一体,称之为“三教同源”。儒家的经典《中庸》开宗明卷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大学》中也直截了当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这些儒家经典,都要让人躬身自省,认真修炼,只有自己修身养性,追求君子之风,才能治民治政,做—个万民拥戴的“清官廉吏”。儒家所谓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正心修身”是根本,不“正心修身”,谈不上“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家在这一点上和儒家也是一样的。—则道家典籍记载了“黄帝见广成子”的故事。说的是黄帝去向得道的高人广成子请教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方法。广成子扭过脸去,以手衬额,久不作答。黄帝等得不耐烦了,只好没趣没趣,自己回去了。不过黄帝毕竟是圣人,他一路走一路想,回去之后茶饭不思,想来想去,终于想通了:“不能修身律己,何能治国治民?”于是他赶紧又去见广成子,“匍伏前行,跪而拜之。”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告诉了广成子。广成子仍然侧卧于榻,以手支颐。此时才回过头来,喝斥道:“这还用得着来问我么?快走快走……”黄帝退下之后,终于悟道。这则道家的故事充分告诉我们“修身”的重要性。

佛教于汉朝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后,走了不少的弯路,碰了不少的钉子。最后终于认识到:只有被中国老百姓认可,佛教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例如《金刚经》—开始,就是佛陀大弟子须菩提问:“世尊,善男子善女子发阿耨多罗三渺三菩提心,云何应往?云何降伏其心?”然后经文沿着“降伏其心”来层层展开,最终的目的,就是用什么方法管住自己的心,如何收心、修身的问题。

因此,自古以来都说儒、释、道三教同源并非妄语,最终的目的、宗旨都是一样的,都认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收心修身,使自己臻于至善至美,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治理和统治国家。因此,几千年来,中国人把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寄托在官员的“良心良知”上,总认为圣君在上,清官在位,就会是荡荡乾坤、朗朗世界。那便是老百姓祈望赞颂的盛世了!可惜的是,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是被贪官污吏们弄糟了的。否则,哪儿去找“官逼民反”,哪儿去找朝代的更替?一部二十四史,从上到下,人人都在贪。“三年清知府,十万百花钱”成了历史的另一种写法。我想,开国的几个皇帝老倌罢,明代朱元璋算是治贪狠一点的了,他杀贪官是杀出名了的。《明史》记载:他在位时,杀的贪官以10万计,可是贪官如灯蛾扑火,前仆后继,毫不惧怕,所以朱元璋也只有哀叹:“善能忠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公仆”的呢?《圣经》上说:人都是带着罪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有原罪的。人终其—生都是为了救赎自己,为赎罪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西方人所设立的一切制度、法律都是以基督教的教义来设立其框架的。这些法律法规、道德制度都是以“人是有原罪的”为其前提的,所以“人之初性本恶”是制度设立的前提。特别是代表公权力的“官员”,人们认定他本身就是有“罪恶”的。因此,对“官员”、“公仆”法律法规处处设防,步步扎紧。人们都把“官员”当成小偷强盗来严防死守。他们从不把官员、公仆象中国—样,当成君子和道德高尚者来膜拜。这种制度的创立看似不合理,甚至太苛刻。但实践的效果却很好。当官员稍有越轨,立即成了真正的小偷强盗、真正的品德败坏者来审视,让这些官员不敢为也不能为。

记得有消息报道,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与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市长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6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前年,原世行行长福威茨格为其女友加薪,舆论大哗,最终丢掉了行长位置,灰溜溜下台;最有名的要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女秘书莱温斯基桃色—案,被独立检查官起诉后,最终被参众两院弹劾,险些丢掉总统宝座……

这次曹德旺父子捐善款与扶贫基金会签协定约法三章,真正是挑战了中国官僚体制的底线。去年11月30日,曹德旺父子捐出的二亿善款终于通过农村信用社存单直接发放到了西部五省区92150户贫困家庭手中,每户2000元。最后通过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和中端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此次捐助达到曹氏父子的预期要求。

此次曹氏协议捐助的制度设计,运作管理,效果评估给了我国制度设计者一个启示:我们原来所制定的项目行政管理成本太高,至少可以砍掉一半,有的甚至可以砍掉70%,例如曹氏协议捐助即是一例。最近温家宝总理连续召开两次国务院会议,压缩“三公消费”、压缩“行政成本”,我看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要求管住自己的“心”,但欧美的传统都不太注重“心”这个东西,更为重视“契约”,重视“法治”。在这里,我们应该学学西方人的制度安排,制定“良法”,让恶人在“良法”的规制下改惡从善,让善人在“良法”的约束下成为君子。若能如此,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