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言走笔论短长

一段时期以来，“摆得上桌面”的说词日渐丰盛并荣登大雅之堂。但由于“身份”不同，理解有别，很难求得认识过程的同构和认识落点的同质，无法趋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是中国的经典，常被用作锐器使用，民间也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说发与之遥相呼应，这样一来，真理只能听凭你争我夺了。这里是笔者用另一只眼看问题的善意表达，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首当其冲的是某高级检察官的话：“维护特权潜规则影响法律实施”，这无疑是一针见血、亦为公众的共识，对此，老百姓感同身受，或耳闻目睹，或亲历亲见，都会生动形象、绘声绘色的滔滔不绝。但令人在认识上无所适从者：特权从何而来？自幼接受的正统教育，植根于心中的多门学科中大大小小的理论，都一口咬定、正大光明的说：“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莫非特权也出自人民之手？谁制造了特权、又维护着特权？此处却找不到对象，无的放矢，让人徒劳无益的感叹。而另一高官开始也谈吐不俗，称：“发现公务员嫖娼，一律开除党籍”，这也无疑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但不知，那些没有党票者听后能否大喜过望？只收缴党票即“严肃处理”，没有党票也就“无债一身轻”、可以一往无前的往枪口上撞、丢心落肠的乐此不疲了。接下来的话，就有些不同凡响了，他在答记者问时说：“现在做官都难”，乍看匪夷所思，为官者，座拥一片天地，手握无限权力，主管职务配送，掌握或夺或予。手眼通天，能量惊人，支配国家机器有如探囊取物，作出惊人决策足以石破天惊，“一把手”、“一支笔”，一人说话定全局，正如有人所说：但能一朝为官，路不够他走，人不够他吼。如此，为官何难之有？设若有难，跑官要官买官，不惜工本、不惜工夫，多少人会迎难而上？这里的一个“都”字，涵盖了一切区域，一切个体，这自不待言：举凡为官，无论天南地北，概莫能外。而一个“难”字，又涵盖了不尽人意的所有方面。仔细一想，这也难怪。现在，上下同声，反腐倡廉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左右同心，群众的目光象盯贼，叫人心惊胆战。那么，不贪又待如何？欲罢不能。某高官贪腐行为东窗事发后说：都是二奶逼的，不得已而为之。另一贪官则称：子女要出国留学、花钱如流水。这些都是内因，文强者流称：是“走上领导岗位后”自己才慢慢走上了贪腐之路，莫非领导岗位是一条贪腐的必由之路？这是外因。内外交困，此即为官者之“难”乎？设若是，怎一个难字了得。不妨再去审视前半句：“嫖娼者开除党籍”，虽掷地有声，亦令人诸多犯难。但为贪官，涉性问题上自有其独到的地方，家有阔太太，金屋藏二奶，手握潜规则，情人把队排。嫖娼，不过是那些“饱暖思淫欲”而经济不济、权力不力、与二奶无缘的，常常于鸡鸣狗盗之时，在胆战心惊之中草草从事，被谑称为“苟且”。为官之人堂堂正正，涉性上处于领先水平者，绝不会粗制滥造到与“二百五水平”的性消费者同日而语的地步、放着浩浩荡荡的二奶队伍不顾，敢冒被收缴党票的风险去干寻花问柳的勾当？纵然偶有所好，能轻易被“发现”于一但？这样“等因奉此”下来，令人一头雾水。

有人大代表说：“仇富被夸大了”，他进一步发挥：“历史的看，大部分人对商人、富人、为官者并不仇视”，这倒也不乏真知灼见。该代表大概也具有“人以群分”的指导思想，将商、富、官一体化，也许是歪打正着，这一点和大家心心相印、所见略同。商、富、官本是一家人、同气相求，“牵一发而动全身”。仇富即仇商仇官，这是对被仇者的概括性表达。但“商”在这里稍有差池，商，有富商、官商、儒商等，商字并非都能与“富”结下不解之缘。史玉柱几起几落，经营失败时，虽为商也商不到哪里去，而旧时代的“三座大山”，也不是将“商”一揽无余、尽收麾下。这里所指的，应该是为富不轨、为富不仁的“商”，前者是那些凭借不法手段、不正当竞争而自肥者，包括官商勾结、制假造假、残酷压榨、违法乱纪、巧取豪夺，或利用自己与家人的特殊资质而独断市场、总揽业务以致暴富者。后者是指那些富起来后肆意妄为，把钱不当钱、人不当人者，如此富豪，不乏其人。对于这些，也都不存在什么“仇”的问题，套用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话恐怕更为准确，叫做：不敢恭维。那位代表能“历史的”看问题，估计也是满腹经纶，我们何妨按图索骥，“历史”到古代去看看。先有陈涉吴广，从大泽乡揭竿而起后，农民起义隔三差五，断断续续，狼烟四起，历史跌跌撞撞、哽哽咽咽的诉说着“均贫富”、“劫富济贫”的愿景。毫无疑问，“仇富”是私仇，那些“不为家仇为国仇”的壮举，不是私仇，而是见财“起义”，也许这样“历史”到农民起义中，“大部分人”就被排除在“仇富”之外。再“历史”下去，工农红军“星星之火”遍及神州、大批志士仁人视死如归，殒身不恤。那些共产党人也是为了“敢教日月换新天”，亦非私仇，于是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并不仇富。对于“阶级仇”，现在改口，未始不可，但“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这样的提法，尚未找到恰当的表达，总不成改称现代法医的说法：“多少人受到制式武器的伤害，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这样一来，“仇”，恐怕真的远远谈不上了。再“历史”到现在，当那些在涉性上百花齐放而有惊天动地作为的“为官”者被披露后，曾有网民为其授奖。其间，有情妇多达100多的某领导荣鹰“数量奖”、与17名情妇和谐相处的“和谐奖”和写几本性爱日记的某领导的“学术奖”，奖项多达十余项。一方面：那些二奶，已形成浩浩荡荡之势，她们对为富、为官者就根本不是仇，而是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卖身投靠。另一方面，群众，亦不能用“仇”字去表述，那是赞叹有加。评奖，表现的是嘉许，恰恰与“仇视”背道而驰。而那些独特的需求和强大的财力保障，无论如何，也非同寻常，不能不是引为自豪与自我陶醉的资质，而不能判断为仇视的目标。再说，为官为富，不一定与“不仁”相依为命。笔者曾目睹一“亚富人”在驾车撞人后，跳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察看自己的“宝马”是不是被檫伤。跨省驾车风光，因行人躲闪不及而大打出手，并高呼“我就是当官的”之类故事已广为人知，这当然是个别，而“缺乏道德血液”即便只是房地产商的专利，却也绝非个别。基础素养决定道德需求，这种恃强凌弱的现象所以屡见不鲜，不是在什么经济上锱珠必究，那对于富人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要的是颐指气使、目中无人的派头，是这种富人的风彩。他们展示着相应的资质，将那些函授小学毕业的道德水平、道德反祖现象刻写在为官为富的入场券上。

其实，这只是价值取向问题，不必严重到“仇”上去。“富”与“道”的选择，坊间谑称为“酒油自取”，犹如进大酒店，吃自助餐，自取其便。或取之酒，或取之油，各有所好，但二者不可得兼，这就构成了世间百态。按理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言之有理，且达古通今、古今情同。而当我们告别了大锅饭后，“汤”“锅”已遍及天下，老鼠屎亦非少见，但纵有成千累万只鼠，只怕也忙不过来。对于富家官家中的“老鼠屎”，用“仇”去概括，那是唱跑了调、未必恰当。富，并没有错。物质上的极大富足，并不一定会导致道德发育不良，但当唯利是图、穷奢极欲跻占了有限的心理空间时，除了丰富多彩的“人之大欲”外，还能有几多剩余？为道德留下的栖身之地也就所剩无几了。富甲天下、在物质的空间天马行空时，飞离地面越高，道德空气就越稀薄。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人和瞠目结舌的事居然“都不仇视”，熟视无睹，不是有眼无珠，就是麻木不仁，不知是国人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这更不是什么“仇”，恐怕用“愁”更准确。

不一而足，还是跑马观花吧。有人说，食品安全立法如纸上谈兵，这是仗义执言。中国的法律法规知多少，如果仅仅是食品卫生法如此，不仅是不幸中之大幸，几乎是尽善尽美了。仅一部法律形同虚设，真国人幸事、法制幸事，可以弹冠相庆了。事实上，贪赃枉法者绝不会只对食品卫生法情有独钟，“春风不度玉门关”的事，恐怕时有所见。在食品事件中，都纠结着官商合流、贪赃枉法、维权无门、司法腐败等多领域的不法行为。而“重证据”这样的要求，是早就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的，却也成为时下进入两会的大声疾呼，足见其举步维艰。又有人说，“老百姓要容忍粮食涨价”，初略一看，大喜过望，以为有什么新招可使老百姓不食人间烟火，读后方知，那是高屋建瓴的正面引导。建言者大约不屑于同米价肉价打交道，这不禁想起了晋惠帝司马衷说老百姓那句话：“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如果有这种思想境界，粮价高于天也不必放在心上，大可保持高端见解。偏偏，这是具有原生态意义的问题，对于大多数“混口饭吃”的老百姓而言，属于存在式消费构成，以市场流转的五谷杂粮为主导、摊点销售的家禽家畜为重要补充，粮价在恩格尔系数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价格是一个链条，这一点，专家不说，老百姓也能无师自通，谁都知道，粮价一涨，农贸市场、副食价格等同声相应。恰如孔子所说：“是（如果这都）可忍，孰（还有什么）不可忍？”老百姓都好说，最不好商量的就是肚皮。还有人说：“公务员可放假半年，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公务支出”，若不是两会代表正南其北的发言，真会让人认为是使用春秋笔法对公务员工作的奚落。半年而不工作，既可“提高效率”，又可“减少公务支出”，何乐不为？如果一年、一辈子都不上班呢？白养白不养，但能减少支出，多多益善吧。

这回是媒体报道，说某富豪为西部捐款2亿，“提出苛刻要求”：“若基金会违规用钱赔30倍”，意在严管捐款，其情可悯，但好不小家子气。汶川地震，国家投放几百个亿，丢心落肠让地方支配，有一首歌谣路人皆知：“遍地是项目，商家等批复，如何能得到，何必装糊涂。”发国难财，官家商家拍手称快：还是社会主义祖国让我们放心。

鲁迅说：真理只有一个，都被有钱有势的人抢去了。不过，那应该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的事了。如今，仁者智者都能拥有真理，为官为民都能各持一说。不过，存在才是硬道理，它不以真理为转移。